行刑社会化的优点之我见/曙光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1 16:30:58   浏览:984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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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社会化的优点之我见

曙光


刑事司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典型的情况下,这个整体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4个环节。但在实际上明显趋势是:重视前3个环节而忽视第4个环节。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前3个环节用极大的力量进行犯罪化机构化(把犯罪人送进监狱机构)的活动,然后刑事司法的整个过程似乎就结束了,根本不重视如何执行,以及改造犯罪化的效果如何。
实际上送犯罪人送进监狱并不是保卫社会的最好方法,也不是改造犯罪人的最有效的方法。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犯罪人人身权利受到损害;惩罚成本增大等一系列问题。
刑事司法改革,特别行刑社会化就为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一条很好的解决方法。它有以下一些优点:
一:行刑社会化直接的好处就是节省了监禁犯罪人的成本
根据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专家估计:我国每监禁一名犯人的年平均费用可能要超过10000元人民币,这仅是监狱运作的费用,如果把建造监狱的资金也算在内的话,这个数字要超过14000。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巨大的监禁成本真是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而通过行刑社会化的手段可以有效地减少在押人数。还可以通过收取假释保证金等方式得到部分资金,用来改善监狱环境。

二:有利于提高行刑的效果,有效地改造犯罪人
19世纪以前,报应主义是刑事立法地基本指导思想。报应主义理论认为:刑罚是对犯罪人的报应,且这种报应是绝对的、不折不扣的,报应所追求的是罪与罚之间的犯多重的罪就应该判与其相应的刑罚,被宣告的刑罚必须全部、彻底地执行完毕。否则犯罪就没有得到应的的报应。在这一个思想的指导下,重刑主义、监禁刑无疑是理所当然的选择。19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报应主义的理论被否定,教育刑理论逐渐兴起。教育刑主义认为:刑罚的目的不是报应也不在于威胁,而是教育改造犯罪人,使犯罪人通过服刑使思想得到改造,行为恶性得到矫正,回归以后不再危害社会。这种对刑罚目的认识,引起了大家对刑罚效果的关注。人们发现在报应理论指导下的监禁的大量使用并没有很好地起到改造罪犯的目的。相反行刑的社会化可以起到监禁刑不可能做到的优点。因为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对于会被剥夺自由的犯罪人来说,自由是他们非常珍惜的东西。为了保证现有的有限制的自由不被剥夺,犯罪人就一定会积极改造,矫正恶习,争取早日获得真正的自由。另外,行刑社会化也可以控制监狱内交叉感染,避免一些罪行较轻只是一时失足或无意犯罪的罪犯在监狱里进一步学坏。

三:社会化的行刑还有助于罪犯顺利回归社会。
监禁刑的最大缺陷就是使罪犯生活在一个与社会隔绝的封闭环境中,罪犯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监禁之后,其人格就会被监禁化,特别使对于那些刑期较长的长期犯来说了,监狱化的特征更为明显。这些人刑满释放以后,从完全失去自由到获得完全自由,从完全封闭的环境到完全开放的社会中,这种强烈的反差会在刑满释放人员心理上造成激烈的冲突和矛盾,这时如果没有恰当的调节,没有相应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很可能使以前的改造成果功亏一篑,使他们重蹈覆辙,重新犯罪。行刑社会化就位罪犯在监狱和社会之间建立了一个过渡地带,它是处于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半自由状态。在社会服刑期间,罪犯一方面必须遵守一些规定,完成应尽的义务,进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可以使罪犯不脱离社会或逐渐适应已经陌生的社会,有助于其在刑期结束后顺利回归社会。

四:行刑社会化还可以降低犯罪率
有人认为行刑社会化会对犯罪人过于宽容,使刑罚的威慑效果大大减弱,从而削弱了刑罚在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行刑社会化更有可能降低社会中的犯罪率。
社会化的行刑之所以能够降低犯罪率是因为:
1:行刑社会化能够降低重新犯罪率。社会化的行刑没有将犯罪人从社会中隔离开来,他们不存在执行后重新适应社会生活和家庭经济困难的问题,这就不会因为这些问题而重新犯罪。社会化的行刑虽然也会对犯罪人有一定惩罚性,但是,由于犯罪人没有经受监禁机构中的恶劣条件,他们不会由于执行刑罚而对社会产生仇恨心理,不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为报复社会而重新犯罪。由此可见,使用社会化的行刑会大大降低重新犯罪率。
2:社会化的行刑也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和威摄力,能够发挥阻止他人犯罪的作用。在进行社会化行刑时,虽然不必将犯罪人关押到监狱之中,但是却会强制犯罪人履行一定的金钱或其它义务,这种强制性以及所履行的义务内容,具有惩罚性和威慑性。而且如果对社会化的行刑做适当的改革的话,还可以使社会化行刑的惩罚性和威慑性更见明显、规定的义务更加合理。这样也能够使社会化的行刑产生威慑犯罪人的效果,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

五:更加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随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刑罚观念和刑罚哲学正向轻刑化方向发展和演进,刑罚的不可避免性的威慑效果要大于刑罚的严厉性,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这种社会趋势下,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使“轻轻重重”(对轻微犯罪人的处罚越来越轻,对严重犯罪人的处罚越来越重)思想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基本的刑事政策思想。对轻微犯罪人进行社会化的行刑,正符合上述“轻轻”的思想,符合人道主义的精神。

六:有助于改变社会对犯罪人的态度,克服社会在改造矫正犯罪人这一问题上的堕性
人们的传统思想认为惩治犯罪,改造犯罪人是司法部门的事情。对犯罪人改造的情况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不懂得如何与犯罪人沟通,不知道如何帮助犯罪人在出狱后克服困难,甚至对改造好犯罪人仍有不必要的恐惧。从而导致了社会对很多刑满释放人员的冷漠和歧视。行刑社会化使得社会在改造矫正犯罪人这一问题上的责任加重,让普通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关注和帮助犯罪人,进而改变对他们的看法。
另外,行刑社会化助于保障犯罪人的人权。所以总得说来,行刑社会化较之监禁刑有不少的优点,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改造犯罪人的一种很好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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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之行为是否构成介绍卖淫罪
——兼论介绍卖淫与介绍嫖娼行为之比较
作者:聂仲起、逯春燕、李旺城

【简介】介绍卖淫与介绍嫖娼是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两种行为。二者有时呈承递关系,有时可能相互并存,并共同促成卖淫嫖娼这一丑恶现象的滥觞。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现实生活中,介绍嫖娼行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注意将二者加以区分,不能搞绝对化。
【关键词】介绍嫖娼 介绍卖淫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王某,男,48岁,个体出租汽车司机。
2002年12月王某应同村史某找小姐玩玩的要求,用自己平时拉客的汽车将史某拉至一美容美发店内(往返收取车费20元),将史某介绍给该店老板马某(女)。马某经与卖淫女李某电话联系后,李某来到该美容店,在按摩室内与史某发生了性关系。后史某又于2003年1月1日、1月10日两次让王某拉史某到该美发店进行嫖娼活动。
二、分歧意见
对王某行为该如何处理,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认定王某构成介绍卖淫罪。因为李某应史某的要求,将其拉到有卖淫小姐的美容美发店,进而与店主马某商讨费用问题,才使史某与李某之间的卖淫嫖娼行为得以实现。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卖淫者与嫖客间的卖淫嫖娼行为之所以得逞,犯罪嫌疑人王某从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其应涉嫌构成介绍卖淫罪,但情节轻微,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王某的行为属介绍嫖娼行为,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介绍卖淫与介绍嫖娼是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两种行为。二者有时呈承递关系,有时可能相互并存,并共同促成卖淫嫖娼这一丑恶现象的滥觞。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现实生活中,介绍嫖娼行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注意将二者加以区分,不能搞绝对化。
所谓介绍卖淫,是指为卖淫人员介绍嫖客的淫媒行为,表现为替卖淫者寻找、招徕、介绍嫖客,在卖淫者与嫖客之间牵线搭桥、沟通撮合,使卖淫嫖娼得以实现的行为。所谓介绍嫖娼,严格意义上讲,主要是指为嫖客介绍何处有暗娼、如何联系或者直接将嫖客带往卖淫地点等等。介绍卖淫与介绍嫖娼,总的来说都是一种淫媒行为,但二者也是有区别的:
1、行为表现不同。介绍卖淫者是直接为卖淫人员服务的,甚至干脆就是受雇于卖淫人员,常常会从卖淫人员那里收取介绍费或者借助其他方式获取利益,如从事娱乐服务过程中介绍卖淫以招徕生意从中获取更多利润便是一种表现形式。更有甚者,有些介绍卖淫人员可以对卖淫者招之即来,呼之即去,将之作为赚钱的工具,对之有相当的操控能力。而介绍嫖娼者一般与卖淫人员没有联系,他们主要是与嫖客相接触,出于嫖娼娱乐等目的,将嫖客引至可以嫖宿之处。
2、社会危害不同。一般而言,卖淫者以卖淫为业,具有固定性、营利性。介绍卖淫者与卖淫人员关系密切、利益相关,他们对卖淫者的情况十分熟悉,双方通常有固定联系。而单纯的介绍嫖娼行为,由于嫖娼行为的偶发性,介绍嫖娼行为也多是偶发的,介绍嫖娼者往往不具备上述营利性、固定性、经常性等特点,社会危害性较之介绍卖淫者也为轻。
3、处罚方式不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15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可见介绍卖淫与介绍嫖娼都是法律禁止的行政违法行为,但由于介绍他人卖淫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妨害社会风化方面,危害更甚,因此,刑法规定,介绍他人卖淫是一种犯罪行为,依法应予刑事惩处。而单纯的介绍嫖娼行为则没有被规定为犯罪。
所以,基于上述不同点,一般的介绍嫖娼行为不能作为犯罪处理。但实践中也不排除某些人貌似介绍嫖娼,而实为介绍卖淫者的帮助者,此时,其可以成为介绍卖淫者的共犯,成立介绍卖淫罪。这种情况下,关键是判断介绍卖淫者和介绍嫖娼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存在介绍卖淫的共同故意。具体而言,如果介绍卖淫与介绍嫖娼由二人以上经预谋或勾结在一起分工协作完成,不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1997年刑法规定介绍卖淫罪不以营利为构成要件),均应以介绍卖淫罪的共犯论处,反之,若双方没有任何联系,两个行为是完全分开、独立的,则对介绍嫖娼者而言,不能认定为犯罪。
本案王某在得知史某欲找一处所嫖娼时,用自已的车将史某拉至有暗娼的美容美发店,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自已能拉到乘客,挣到车费。他与店主马某及卖淫女李某之间事先无任何帮助介绍卖淫的协议。至于与店主马某商讨费用,则是一种维护同乡经济利益的行为,与介绍卖淫并无必然联系,且王某之行为情节轻微,仅有一次,后两次是史某已与卖淫女李某相识情况下,史某主动找王某,让其将自己送至目的地嫖娼,此时,王某与史某之间成立的仅是运输合同关系。在后续的嫖娼行为中,史某已完全无须王某的介入与介绍了。因此,本案不宜对王某定罪。





关于《天津市地下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天津市政府办公厅


关于《天津市地下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
天津市政府办公厅



宝坻县、蓟县人民政府,市农委,市财政局、水利局、石化公司:
经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同意,对《关于〈天津市地下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的复函》(〔1987〕津政办函12号)中的有关征收天津石化公司在宝坻、蓟县地下水资源费问题,作如下补充通知:
一、天津石化公司在宝坻、蓟县的水资源费,每立升暂按九分六厘八征收。
二、鉴于天津石化公司一九八七年财务已结算,追缴一九八七年水费由于企业自身消化确有困难,可从一九八八年一月起,按实际用水量征收水费。
三、天津石化公司根据水源实际困难,从一九八九年起在三、五年内逐年筹措资金扶持当地开发项目,发展生产,见到实效。
四、有关地下水资源费征收管理的其他问题,仍按〔1987〕津政办函12号文件规定执行。



1988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