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沈阳市禁毒条例》的决定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8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1997年9月27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1997年11月1日起施行）

决定
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沈阳市禁毒条例修正案（草案）》，决定对《沈阳市禁毒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严惩毒品犯罪，严禁吸食、注射毒品，保护公民的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和《国务院强制戒毒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第二条修改为：“本条例所称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杜冷丁、盐酸二氢埃托啡、咖啡因、安纳咖等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三、第六条修改为：“市、区、县（市）人民政府对检举、揭发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在禁毒工作中有功的单位和人员，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四、第七条修改为：“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对下列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予以追究刑事责任：
（一）走私、贩毒、运输、制造毒品的；
（二）非法持有毒品的；
（三）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的；
（四）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
（五）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的；
（六）非法运输、携带制毒物品进出境或在境内非法买卖的；
（七）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
（八）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听食、注射毒品的；
（九）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十）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十一）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
五、第九条修改为：“非法买卖、运输、存放、使用罂粟壳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
“对在出售的饮食品中掺用罂粟壳的单位和个人，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由公安机关没收其非法所得。
“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未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幼苗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
六、第十条第（三）项修改这：“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以及供毒品犯罪使用的财物”。
本决定自1997年11月1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7日
基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若干问题研究

王小卫


在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司法理念的革新进步，在基层人民法院进行民事审判活动中遭遇到诸多法律适用的难题和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空白，从而制约了基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职能的充分发挥，影响了基层人民法院实现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的努力。故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一，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所引起的城乡差别和地域差别，导致同一法律制度在不同地域的适用性遭遇不同程度的尴尬。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3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33条第2款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许可。”该条第3款同时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这就意味着当事人必须于庭审前，在其双方约定或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必要的充分的证据，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在不同区域，特别是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所导致的公民法律意识的差异，使《证据规定》中的“举证期限”制度在具有差异性的不同区域所适用的实际效果表现出更大的差距。在农村，虽说农民的法律意识纵向比较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与城镇居民做横向比较，则明显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当前，仍有不少农村居民对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缺少必要的了解，对什么叫证据、怎样收集、什么时间提交、逾期提交的法律后果等不甚清楚，同时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很少请律师，通常都是两手空空，仅带一张嘴来进行诉讼。所以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民事案件时，若严格按照《证据规则》来操作诉讼过程和庭审活动，则必然达不到查清事实、正确区分责任、准确适用法律的基本要求。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或城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其法律意识相对较强，对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较为了解，同时经济条件允许聘请律师，故人民法院严格按照《证据规则》审理案件，不但容易被当事人所接受，更是当事人所希望和要求的，因为人民法院越是严格的适用法律规定，其判决的结果就越公正。由此可见，举证期限作为一种先进的法律制度，在城镇等经济发达地区，可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在广大农村等经济落后地区，则难以施行。
《证据规则》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制度。但是笔者以为，好的制度不一定在实际运用中达到好的效果，这是因为要达到好的社会效果，不但要制度本身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好制度还要与社会现实相适应。
解决以上问题长远的根本的方法，应当是努力发展国民经济，消除地区、城乡差异，加大法律的宣传普及力度，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但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系统而巨大的工程，非一朝一夕可作到的。所以在这方面努力进步的基础上，暂可采取一些临时性的措施来予以弥补。即对民事诉讼的程序、制度，根据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和居民法律意识的差异实行地方化、区域化。使不同法律意识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公平和公正，从而消除因经济条件的不同所引起的在法律规定的平等、公正的掩盖下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二，采取有效措施破解送达难的瓶颈。送达是审理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而对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效率影响最大的因素，恰就是送达问题。
1，直接送达。对有固定住所或工作单位的当事人，在实际送达中通常是，要么找不到其本人，要么是吃闭门羹，从而非经多次送达而难以成功，甚者虽经多次送达仍难以成功。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人口的快速流动，并催生出众多的个体经济。人口的流动对民事案件送达所造成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而众多的个体经济中的相当一部分经营者，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可谓见缝插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居无定所，神出鬼没。特别是在欠债不还时，倘若知道债权人已经起诉到人民法院，更是躲起来，无处可寻。
2，公告送达。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对公告送达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期限太长。一次公告即为60日，一件民事案件从立案到结案需经多次送达，从而延长了案件审理的期限，进而影响了案件审理的效率。其次，费用太高。在报纸上刊登公告送达的，对经济拮据的当事人是不小的负担，对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则明显增大了诉讼成本。最后，不利于操作。在法院的公告栏或者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的做法，虽简洁、方便、成本低，但因不便于证明人民法院确已送达的事实而在实践中很少被采用。
为缓解送达难题，笔者建议：1，基层人民法院应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敦促地方政府加强街道、小区、农村等名称和门牌号码的规范化，使民事送达有明确的地址，具体的门号，从而提高民事送达的成功率。2，借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军人和被监禁人或被劳动教养人的转交送达的制度，并扩大其适用范围，使村委会、居委会、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均成为转交送达的转交主体，以满足对那些生活、工作不规律的当事人的送达需要，避免多次送达而不能的局面。3，缩短公告送达的期限。其实在报纸和人民法院的公告栏发布和张贴公告，并不能达到实际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告知其诉讼权利义务的作用。因为这两种公告方式通常被送达者是很难通过正常途径得知的。公告送达的另一作用是将无法找到被送达人的案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而公告送达的案件一经公告，即可达到接受监督的作用，无须再等60日。所以规定公告送达以60日为期，缺乏必要性，可考虑适当缩短公告送达的期限。4，在人民法院公告栏和被送达人原住所地公告送达的，应引入见证人制度。在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基层人民法院，可邀请监督员作为公告送达的见证人。5，建立送达时间告知制度。在当事人出庭参加诉讼的情形下，若不能当庭宣判，则可在庭审结束时告知当事人具体的宣判时间，并明确其不按时到庭即视为宣判和送达的法律后果，并将这一内容记入庭审笔录。在当庭宣判的情形下，可直接告知当事人领取法律文书的具体时间和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的法律后果，并记入笔录。如此可避免当事人在庭审后因逃避裁判结果而造成的送达难的问题。
三,规范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提高对以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要求。
1，《民事诉讼法》第十三章“简易程序”中，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民诉意见》第168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无原则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规定，……”由此可见，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是简单的、事实清楚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当事人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但在实际操作中，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为提高民事案件的审理效率，而几乎对所有案件均适用简易程序。这其中有不少重大的、疑难的、复杂的、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的民事案件，即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要求情形的民事案件，也以简易程序审理。这不但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更为部分素质不高的法官为谋取私利而进行不公正裁判提供了可乘之机。因为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适用简易审理的案件，是事实简单、权利义务关系清楚、当事人之间争议不大的，所以由一人审判既可提高效率，亦可保证审判的公正性。而对重大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责任的认定是个系统缜密的推理论证过程，对此由一人担当，既不符合法律规定，更难以达到提高效率、保证公正的目的。故尚须加强对简易程序适用的监管，以杜绝因重大复杂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所导致的人情案、金钱案的发生。
2，《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除了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当庭宣判的以外，应当当庭宣判”。而在实际操作中，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并不能完全作到当庭宣判。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危险的。如前所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对这种简单的民事案件是完全可以作到当庭宣判的，或者说进行当庭宣判并不存在什么障碍。现实中不能当庭宣判的以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要么是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的范围之内，要么是涉及其它的不正当的因素。总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不当庭宣判，除了为办理人情案、金钱案提供方便之外，并无可取之处。之所以出现法律明确要求应当当庭宣判，而部分基层人民法院以简易程序审理的部分民事案件仍未当庭宣判，是因为《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除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当庭宣判的以外”的规定过于笼统，从而给予法院和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这种可谓不受约束的自由决定的权利，在事实上抵消了“应当当庭宣判”的强制性规定。故应对“不宜当庭宣判”的案件以列举的方式予以具体、明确的规定。从而保证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的当庭宣判率，兼顾效率与公正，预防人情案、金钱案等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