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保加利亚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密切合作，决定缔结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司法协助的范围
一、双方根据本条约的规定，相互提供刑事司法协助。有关“刑事”的定义，由双方根据各自的国内法确定。
二、提供的协助包括以下各项：
（一）送达刑事诉讼文书；
（二）查找和辨认有关人员；
（三）进行专家鉴定和现场司法勘验；
（四）向有关人员录取证词；
（五）搜查、扣押和移交书证、物证与赃款赃物；
（六）安排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
（七）安排在押人员出庭作证；
（八）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九）提供有关司法记录和交换法律资料。
第二条 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
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直接通过双方中央机关，即各自的司法部进行联系。
第三条 司法协助的拒绝
一、被请求方可根据下列理由之一拒绝提供司法协助：
（一）提供协助将有损于本国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或与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二）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具有政治性质或为军事犯罪；
（三）按照被请求方法律，请求所涉及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四）请求所涉及的嫌疑犯或罪犯是被请求方的国民，而且不在请求方境内；
（五）被请求方对请求所涉及的嫌疑犯或罪犯，就同一罪行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或已作出了终审裁决。
二、如执行请求可能妨碍正在被请求方境内进行的刑事诉讼，被请求方可拒绝、推迟或有条件地执行请求。
三、被请求方应及时将拒绝、推迟或有条件地执行请求的决定及其理由通知请求方。
第四条 司法协助适用的法律
一、被请求方执行请求时适用其本国法律。
二、请求方可要求以某种具体方式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在与其国内法相符的情况下采用该方式。
第五条 司法协助的费用
双方应相互免费提供司法协助。但为实施本条约第十条、第十七条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以及第十五条所指的费用则由请求方承担。
第六条 文字
一、双方进行联系时使用本国的官方文字并附英文译文。
二、司法协助请求书及其附件应使用请求方的官方文字书写，并附有被请求方的官方文字或英文的正式译本。
三、一方主管机关向另一方提供司法协助时，使用本国官方文字以及经证明无误的英文译本。
第二章 司法协助的形式
第七条 司法协助请求书
一、司法协助的请求应以请求书的形式提出。请求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案件的性质和事实以及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三）请求中所涉及人员的姓名、国籍、住所或居所，以及其他一切有助于证明其身份的情况；
（四）请求的目的以及需履行的司法行为；
（五）请求予以搜查、扣押和移交的文件与物品的清单；
（六）要求被请求方适用特别程序的细节和理由，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
（七）执行请求的时限；
（八）执行请求所需的其他材料。
二、请求书及其附件应由请求机关签署和盖章。
第八条 送达文书
一、请求方要求送达的任何文件，被请求方应予以尽快送达。
二、被请求方应以送达回证的方式证明已完成送达，送达回证应包含收件人的签名、收件日期、送达机关的盖章和送达人的签名以及送达方式和地点。如果收件人拒收，还应说明拒收的理由。
第九条 查找和辨认有关人员
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尽力查找请求书中所指人员的下落和辨认有关人员的身份。
第十条 调查取证时的人员到场
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将执行调查取证请求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请求方，以便有关人员到场。到场的人员应遵守被请求方法律。
第十一条 证据的提供
一、被请求方应通过第二条规定的途径移交调查取证所取得的证据材料。
二、被请求方可以移交请求方要求提供的记录或文件的经证明无误的副本或影印件；但在请求方明示要求移交原件的情况下，被请求方应尽可能满足此项要求。
三、被请求方应移交请求方要求提供的作为证据的物品，但物品的移交不得侵犯被请求方或第三方对这些物品的合法权利。
四、如果上述文件、记录或物品对被请求方境内其他未决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是不可缺少的，被请求方可暂缓提供。但被请求方应及时向请求方通报暂缓提供的原因。
五、根据本条约移交的任何物品免征所有税费。
第十二条 归还证据
请求方应将被请求方移交的记录和文件的原件以及其他物品，尽快归还给被请求方，除非被请求方放弃归还要求。
第十三条 证据的使用限制
移交给请求方的文件、记录或物品只能被用于司法协助请求中所限的目的。
第十四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出庭
一、如果请求方认为证人或鉴定人到其司法机关亲自履行有关的诉讼行为是必要的，则应在其要求送达传票的请求中予以提及，被请求方应向有关的证人或鉴定人转达上述请求。
二、送达传票的请求应在要求有关人员到请求方司法机关履行有关诉讼行为之日的至少两个月前递交给被请求方。
三、被请求方应将证人或鉴定人的答复通知请求方。
四、请求方应在请求书或传票中说明可支付的大概津贴数以及可偿付的旅费与食宿费用。应证人或鉴定人的要求，请求方应向其部分或全部预付上述费用。
第十五条 证人和鉴定人费用的标准
请求方需付给证人或鉴定人的津贴（包括食宿费）以及旅费，自其离开其居所地之日起计算，且其数额至少应不少于请求方的现行付费标准和规定所规定的数额。
第十六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请求方不得对拒绝按照第十四条规定前往作证或鉴定的人予以处罚，或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或以采取强制措施相威胁。
二、请求方对于传唤到其司法机关的证人或鉴定人，不论其国籍如何，不得因其入境前所犯的罪行或者因其证词或鉴定结论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或以任何形式剥夺其人身自由。
三、如果证人或鉴定人在请求方的司法机关通知其不必继续停留在该方境内之日起十五日内仍不离开，则丧失本条第二款给予的保护。但此期限不包括证人或鉴定人由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原因而未能离开请求方境内的期间。
第十七条 在押人员的出境作证
一、如果一方司法机关认为有必要向在另一方境内的在押人员取证，只要该人本人同意前往作证，被请求方可根据请求把该人移交给请求方。为此目的，本条约第二条规定的双方中央机关可就移交该人的要求和条件事先达成协议。
二、请求方应继续在其领土内关押被移交的人，并在作证后将其交还给被请求方。
三、本条约第十六条规定的对证人的保护应在适当范围内适用于移交到请求方境内作证的在押人员。
第十八条 赃款赃物的移交
一、一方应将罪犯在请求方境内犯罪时非法获得的，但在被请求方境内发现的赃款赃物移交给另一方。但此项移交不得损害被请求方或第三方对上述财物的合法权利。
二、如果上述赃款赃物对于被请求方境内其他未结刑事诉讼是必不可少的，被请求方可延迟移交，但应及时通知请求方。
第三章 其他规定
第十九条 刑事诉讼结果的通报
一方应向另一方通报有关对另一方国民所作的生效刑事判决和裁定的结果，并应提供判决书和裁定书的副本，同时还应根据请求，就有关该判决和裁定的实质问题作出必要的说明。
第二十条 司法记录的提供
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免费提供关于正在请求方境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的司法记录的摘要和有关情况。
第二十一条 交换法律和法规情报
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通报各自国家现行或曾经施行的法律和法规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
第二十二条 文件的效力
为实施本条约，一方主管机关颁发的正式文件，只要经过签署和盖章，即可在另一方境内使用，无须认证。
第二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因解释和适用本条约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四章 最后条款
第二十四条 批准和生效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第二十五条 终止
本条约自一方通过外交途径向另一方发出书面终止通知之日起六个月期满后失效。否则，本条约一直有效。
本条约于一九九五年四月七日在索非亚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保加利亚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一作准。遇有分歧时，以英文文本为准。
双方全权代表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保加利亚共和国代表
钱其琛 姆·切尔文尼亚科夫

基层法院法官权益保障问题：困境、原因与出路

尹振国


“法律借助法官降临尘世”，法官是活的法律，是法律的化身、是正义的象征，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守护神。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首都的守护者。在我国的法院体系中，处于“塔底层”的基层法院数量最多。根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设基层法院。目前，基层法院的数量占据全部法院数量的80%，3000多个基层法院设立的上万个人民法庭又将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构筑成法院与社会广泛联系的网络；基层法院法官人数最多，占全国法官总数的80%；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最多，占全国法院审理案件总数的80%，且有90%以上的民事案件是由基层法院审理的。⑴ 因此，基层法院法官是我国法官的主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体。长期以来，基层法院法官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是，近年来，基层法院法官的人身权利受侵害的事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据统计，2003年上半年，江苏省已发生80多起暴力抗法、伤害、威胁、要挟法官的事件。而在近5年来，全国范围内侵害法官人身权利的案件更是触目惊心：江苏被告人周美凤、胡信根暴力上访，用硫酸伤害法院工作人员；无锡基层法院女法官的徐娜遭当事人报复被连砍十几刀；贵州的女法官蒋庆被长期帮教的罪犯杀死在家中；湖南永兴县原告方在法院制造爆炸时间，造成法官一死两伤；北京丰台已离婚当事人驾车撞击法官；河南法官贾爱玲因不徇私情被诬告入狱265天；云南会泽一被执行人对法官行凶，造成法官一死一伤；广东四会市法官莫兆军因被告人不服判决自杀而被捕；桂林某县法院法官黎朝阳在看守所被打死……侵害基层法院法官其他合法权益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随着越来越多侵害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事件越来越多，基层法院法官成为高危行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官却成为“刀尖上的舞者”，成为披着强者外衣的弱势群体。
在中国，基层法院法官与基层群众接触最多；在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都涌向基层法院，随着诉讼费用的降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可预见的将来，基层法院受理的案件会逐年增加，基层法院法官办案压力大，而法官因办案累死的新闻频见于报端（如《湖南法官彭顺安累倒在案头》、《河北省“百日会战”期间某县一法官累得突发脑溢血》）。在中国，基层法院政治地位低，法官物质待遇差也是不争的事实。相对于上级法院的法官，基层法院法官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可利用的各种资源少（政治、经济、法律等资源）、维权成本更大、而维权成功率更小，加上缺少相应保障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的机制，基层法院法官更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媒体的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许多人（包括基层法院法院和欲从事基层法院工作者）几乎视做基层法院法官为畏途，而基层法院法官人才流失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不仅是中西部地区，而且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浙江等省也出现了“法官荒”。⑵
“徒法不足以自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靠法律人才。没有法律人才，推进法官职业化、依法治国只是一句空话。基层法院法官没地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不仅仅是法官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关系到法律地位、司法权威的大事。倒下去的不仅是法官，而且是司法权威。“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苏共亡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讲依法执政，导致权力滥用，司法没有权威，国家出现了动乱和分裂。因此，保障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绝不是谋求法官个人利益，也不仅仅是基层法院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对保障和维护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一、 基层法院法官权益保障的困境
基层法院法官权益保障制度是一个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法治发达程度等息息相关。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是法官依法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包括人身权（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荣誉权等）、财产权（主要是经济待遇保障权）、职业保障权（政治待遇、晋升的权利）休息权、受教育的权利等等。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原因，有关侵害基层法院法官的人身财产权益、阻碍法官履行职责的事件呈上升趋势，法官承担着巨大的职业压力和风险。
（一） 基层法院法官的人身权受侵犯
基层法院法官面对这绝大多数的基层群众，审理绝大多数的案件，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竟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据统计，2003年上半年，江苏省已发生80多起暴力抗法、伤害、威胁、要挟法官的事件。而在近年来，全国范围内侵害法官人身权利的案件更是触目惊心：江苏被告人周美凤、胡信根暴力上访，用硫酸伤害法院工作人员，贵州的女法官蒋庆被长期帮教的罪犯杀死在家中，湖南永兴县原告方在法院制造爆炸时间，造成法官一死两伤；北京丰台已离婚当事人驾车撞击法官，云南会泽一被执行人对法官行凶，造成法官一死一伤……而司法机关内部对法官人身权的侵犯也时有所见：广东四会市法官莫兆军因被告人不服判决自杀而被捕；桂林某县法院法官黎朝阳在看守所被打死…… 之于当事人在法庭上辱骂、威胁法官更是十分常见。从侵害法官人身权的各种案例来看，法官在庭前谈话、财产保全、庭审前后，执行等业务的各种环节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遭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而在西方国家，法官无论是法律地位还是在普通公众中的地位，可以用崇高的权威来概括。法官受侵害的案件几乎没有，即使向法官扔一个鸡蛋的行为都会被判处刑罚。
（二） 基层法院法官物质待遇差
我国基层法院的经费来自于区县财政，而大部分县级财政是吃饭财政，仅能给公务员发工资。除了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的基层法院外，大部分的基层法院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法官的月收入在1000元上下，有的甚至只有700多元。而2007年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是966元。有些基层法院法官的收入竟比不上民工（法官做的毕竟是智力活）。在我国，法官的经济待遇没法与律师相比（2003年北京律师平均收入为50万，而北京经济发达区的法院法官年收入不到10万）；与同级公务员相比，基层法院法官的经济待遇没有任何优势（与工商、税务、电信、电力等强势部门更是无法相比），与上级法院法官相比更是相差很大。在美国，以1994年为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为171500美元，最高法院其他法官的年薪是164100美元。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年薪是141700美元。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参议院、众议员的年薪是133600美元。在意大利，法官工资高于其他公务员，法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在德国，初级法院和地区法院的工资最低，但是也相当于高级公务员工资的最高额。在泰国，法官享有低租住房活住房津贴，法官享有一定的假期、免费休息和免费的待遇。⑶比较而言，中国基层法院的大多数法官只能靠微薄的工资收入支撑家庭，很多法官面临着生活艰苦和工作繁重的双重压力。
“人往高处走，水往地处流”，基层法院法官经济待遇低下，迫使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官纷纷辞职下海到经济发达地区做律师或调往党政机关，而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法院的法官更是想办法调往经济政治待遇好的上级法院（比较而言，美国基层法院法官的经济待遇和上级法院法官相差不大，美国的基层法官更专注自己的工作。西方很多国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暂时走不了留下来的人也不能安下心来，总想到外面闯一闯。近年来，随着就业压力的加大，法学院的毕业生纷纷涌向法院。不过这里的法院是加定语的，指的是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无人问津。基层法院从社会上优秀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也异常艰难，职业门槛（要求通过统一司法考试、35周岁以下）、编制限制、工资福利、政治地位、职业风险令优秀的法律人才望而却步。里面的人想走，外面的人不想进来，基层法院人才出现纯流失状态，基层法院“法官荒”愈演愈烈。据报道，甘肃省一县级法院仅4名法官。⑷随着基层法院优秀法官的流失，基层法院的法官素质堪忧，长期下去，推进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愿望会落空。
（三） 基层法院政治待遇差、晋升机会少
作为普通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的法官一直是以声望卓著和公正威严而深得公众的信任，法官作为一个司法职业，其无论是在法律职业基层内部还是在社会其他行业，他的地位和声誉尤为突出。“被任命或选举为法官常被看做是一生中姗姗来迟的辉煌成就也是对其尊敬和威严在形式上的承认……总之，他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⑸在中国，法官被作为公务员管理，法院行政化，法官公务员化。基层法院的政治地位低下，绝大多数基层法院的行政级别是正科级（级别与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挂钩），与区县政府下属的委办局同级，由于领导职位数有限，大多数法官干到退休也只是科员级别（要解决副科待遇，不仅要有工作业绩，而且取决于与党政领导的关系），与中级法院相比，中级法院级别高，副科级以上的领导职位数比基层法院多，中级法院工作人员晋升机会多、时间快、级别高；而在同级党委、政府、人大获取相应待遇的机会很多，一般只要担任内设机构的正副职，就可解决副科甚至正科待遇，甚至同为政法机关的公安局的派出所所长一上任就是副科级。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因此，人具有追逐权力的本性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在基层法院内部，因领导职务少，而法院人数多（一般100多人），职位竞争非常激烈，有的通过各种途径调到党政机关。作为基层法院，既要处理好数量众多的案件，又要追求十分职位的晋升，无形之中增加精神压力。
基层法院处于最基层，是我国司法机关中受监督最多的机关，主要有党委、人大、上级各级法院、同级和上级检察院的监督，监督是依法审判的保障，而剑盾权一旦异化，就会成为司法独立、依法审判的绊脚石；又，基层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抗权力干扰能力最差，基层法院俨然成为地方政府所属的一个部门。在基层法院内部，庭长批案、审委会定案，疑难案件请示上级法院，基层法院法官司法自由裁量权被剥夺，法官成为行政机关公务员，有时为确保质效指标，防止当事人上访闹事，法官不得不违法办案。司法独立何在？法官的职业尊严和荣誉感从何而来？
2003年，洛阳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慧娟因评判《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被河南省人大认为是“违背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继而被免去助理审判员的资格。《立法法》的合法行为，司法独立规则的缺乏竟带来法官生存的问题。如果投身司法体制改革的法官受到撤职、处分，甚至人身权益受到侵害，谁还愿意推动司法改革？
（四）基层法院法官的休息权得不到保障
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人们的法律意识大大增强。在加上立法等原因，各地基层法院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呈大幅增长趋势。
许多基层法院每年要受理七八千甚至上万件案件，法官每人每年承办的案件也在150件以上。案件大幅增长，而法官的人数却没有增加，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据《南方周末》报道：广东东莞市塘厦人民法庭有13个法官，截至11月15日广东法院系统年度收案数统计日，塘厦法庭人均收案近一千宗的就有三人。东莞市法院系统不到200位一线法官，却管辖着1200万人。今年3月开始，法庭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白天，法官们几乎没有时间做案头工作：开庭、开庭、吃饭、开庭、开庭；见当事人、调解、见当事人、调解……书记员都被累哭了。而增加编制很困难，很难招到更多的人。⑹
相当多的基层法院法官成天忙于办案，既要注重判决的法律效果，又要注重判决的社会效果（减少涉诉信访），法官的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有的甚至顾不上吃饭，精神和身体都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和舒缓，造成机体代谢功能紊乱。许多基层法院办案经费不足，办公条件差，而案件数量多，法官只好用休息时间来办案，常年累月会积劳成疾，导致很多法官累倒在工作岗位上。⑺
（五）基层法院法官的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基层法院受经济条件限制，大多数的基层法院没有图书资料室；法官忙于审理数量庞大的案件，很少有时间学习法律知识和参加法官业务知识培训。而社会发展速度快，许多新型疑难疑难案件层出不穷，基层法院法官由知识所限，穷于应付。

二、 基层法院法官权益保障陷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分析基层法官权益受侵害或权益无保障的原因，探求保障基层法官权益的具体途径显得十分迫切。
（一）基层法院法官地位低
在中国，司法改革还在推进之中，司法独立的愿望还没有实现。汉密尔顿指出：“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同样，对法院物质基础有控制权，等于对法院的意志有控制权。法治的要义是限制国家权利保障公民权利，基层法院的人、财、物都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司法权不仅不能制约行政权，反而容易屈服于行政权。基层法院容易成为地方保护主要的帮凶。正是看到法院的这一弱点，一些案件尚在审理之中，当事人就向当地党政机关或人大告状，要求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其结果，法官独立办案的权利受到了各个权力阶层的控制和干预，法官常常无辜地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二）思想观念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治，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老百姓有“清官情结”，往往认为法官应当明察秋毫，分不清楚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而法官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往往引起当事人的过激反应，从而对法官不满，认为法官枉法裁判，总要讨个说法。
在中国，老百姓往往认为谁的官大，谁就能解决问题，信访不信法，一些案件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结案，当事人还是上访不绝。法官是社会公正的象征, 一旦有些个体出现徇私枉法的行为会导致社会对整个法官群体的社会评价降低（“大盖帽两边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而且，基层法院是个天然的弱势部门，“吃柿子拿软的捏”，基层法院法官合法权益受侵害几乎是必然的。
法治社会，矛盾大多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很多党委和政府的问题现在都交给法院了解决，司法程序解决，总有败诉的一方，败诉的一方通常都会对法院的裁决不满，这是世界普遍性的问题，几乎没有败诉的一方对法院的裁决满意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基层群众的文化程度比较低，法治观念淡漠，一旦败诉或者认为法官判决不高，容易情绪激动，以致辱骂、殴打甚至杀害法官。
有的当事人明明是自己因为无理而败诉，为挽回面子，逢人便称自己是因为没有给法官送礼才输了官司，有的当事人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造谣中伤法官“徇私枉法”、“偏袒一方”， 少数人从个人利益出发，想通过吵闹，甚至威胁、恐吓法官的办法来达到个人目的的最大化。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损害了法官人格，也损害法院形象，更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不少人认为，法官是人民的公仆，受点委屈没什么。与当事人的冲突只是人民内部矛盾，无原则地为违法者开脱，导致有些人横行无忌。
（三）基层法院法官权益法律保障不足
在我国法律并没有给法官特别权利和保护，《法官法》关于法官待遇、职业保障等规定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尽管法律对法官履行职务期间受干扰有一定的规定，但大多规定得很原则，很多都写在纸面上，没有落实到实际的操作之中。对于当事人妨碍法官履行职责的行为，处罚手段大多是教育、训诫，少数是罚款、司法拘留，对许多执行法官将拒不执行判决和裁定的行为视为民事违法行为，即使是需要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进入司法程序时间长，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社会效果也不好⑻。
（四）基层法院的物质条件差、警力不足
有些基层法院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无法修建现代化的大楼，办公区与审判区没有隔开，安检设施落后，有些基层法庭甚至没有安全保障，各色人等随意进进出出，安全隐患多。
基层法院警力不足也是法官人身易受侵害的一个原因，基层法院法警平均10名左右。大多数基层法院法警都从事刑事被告人的押解和执行任务，而民事案件审理时几乎没有法警值庭，这也是民事法官受侵害多于刑事法官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三、 基层法院法官权益保障的出路
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如果没有法官地位的提高，谈何法律的地位？保障基层法院法官的合法权益，树立司法权威不仅仅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得来的。保障基层法官合法权益，根本在于提升法院的政治地位，提升基层法官的政治、经济地位，增强基层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关键在于实现法官管理的法治化、垂直化，加强基层法院法官的职业保障；重要手段是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增强当事人的法律意识。
（一） 提升法院的政治地位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一府两院”）受各级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要落实基层法院的宪法地位，逐步摆脱地方法院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局面，确保法院独立审判的地位。200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司法改革报告，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对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此轮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政法经费保障，即将基层法院财政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予以保障，由此改变基层法院依赖地方政府的现状。法学家贺卫方表示，“长期以来，基层法院由于经济上不独立，过度依赖地方，为地方经济服务，这不符合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公平、平衡的法律体系的目标。”⑼
明确人大监督范围和程序，人大主要对法院进行宏观监督。
（二）提高基层法官的经济、政治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