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共有财产的无权处分问题研究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周娟 韩刚

[内容提要] 在实际生活中，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产生的问题非常多，涉及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日常家事代理权、共有财产的善意取得及婚内赔偿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此加以探讨。
[关键词] 夫妻共有财产 家事代理权 善意取得
一、案情
李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于1993年购买房屋一幢，共同居住。2002年3月6日，因家庭矛盾，双方发生纠纷，进行争吵。李某一气之下，离家出走。4月1日，王某与刘某联系，商量将房屋卖给刘某。双方商定价格为60万元，当天交付了房屋和全部购房屋款，一起去当地房屋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手续。当工作人员询问王某的丈夫对卖房的意见时，王某谎称其丈夫长期在外工作，不管家事，遂办理了房屋产权转移手续，将房屋转到刘某名下。10日后，此事被李某发现，找刘某要房，被刘某拒绝。李某以王某为被告，刘某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刘某返还财产。
二、对本案的几种处理意见
对本案如何处理，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双方共同购买的房屋，为共同共有。如果按份额分，每人各有一份，同时也享有一半的处分权。王某未经其丈夫的同意，擅自处分共有房屋，侵害了李某的那一半共有权，所以该房屋买卖关系一半有效一半无效，王某应给李某一半的房屋款，即可确认该房屋买卖关系有效。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房屋是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不分份额，共同享有所有权。王某处分夫妻共同共有财产，未经其配偶同意，其行为无效，刘某不能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第三种观点认为，对共同共有的财产进行处分，应当由共同共有人一致进行，一方擅自处分，原则上应属无效；但是如果第三人是善意、有偿取得的，应当依照善意取得的原理，确认该买卖关系成立，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本案的第三人刘某对于买卖房屋是善意的，且交付了房屋款，取得了买卖的房屋，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手续，买卖关系成立，应认定买卖关系有效。第四种观点认为，不动产的所有权一般都要进行过户登记，出让时必须出示权利证书，因而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三、评析
对于这个案例进行正确分析处理,首先要在法律上弄清这么几个问题:其一,王某处分的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有财产;其二,王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其三，对共有财产中不动产的无权处分能否使用善意取得。
（一）夫妻共有财产
关于夫妻共有财产,我国新《婚姻法》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妻一方的财产除外;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该案中刘某处分的房屋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与王某共同购买的,而该案中的夫妻并没有采取约定财产制,显然该房屋属于夫妻共有财产。根据新《婚姻法》和《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 夫妻共有财产是共同共有财产，夫妻双方对这些财产拥有平等的占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对共有财产的任何处分行为都应由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违背对方意志擅自处理共有财产，都构成对他方合法权益的侵害。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处分权。处分权是指依法对物进行处置以决定物的命运的权能，是所有权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两种形式。事实上的处分是指对物的实物形式进行处分，从而导致物的形体的变更或消灭。法律上处分上指通过不同法律行为对物进行种种处置，包括转让物的所有权，设定他物权和需要转移物的占有的债权。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这主要是指夫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甚至在对方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对某项重要夫妻共有财产作出处分。这当然违背了夫妻财产关系的基本准则。因为夫妻双方对共有财产依法享有平等的处分权。任何一方均无权擅自作出夫妻共有财产的重大处分行为。对夫妻共有财产的处分权应由夫妻双方共同行使,一方处分共有财产,须得对方同意。
（二）家事代理权
该案中王某未征得丈夫的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是否一定侵害了丈夫的财产所有权呢?不一定。还要看王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的权限范围。
家事代理权是传统民法亲属法中用以规制夫妻关系或家庭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其发源于罗马法，后来为早期资本主义立法理论所继承。早期的理论依据在于家事委任说,即妻的理家权是由夫的委托而发生的。经过二百年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男女同权运动得到广泛认同,夫妻互享有家事代理权的主张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并直接影响着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亲属法修订活动。大陆法系,德国、法国、瑞士都有关于家事代理权的规定。如1965年修正的法国民法典220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平等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德国民法典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为法定代理权的一种。而瑞士民法将此权认定为法定的婚姻团体的代表。英美法系国家也有家事代理的规定,但其允许的代理范围较之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要小一些。英美普通法认为,如果已婚妇女同她的丈夫共同生活,就要假定她有以她丈夫的信誉担保的隐含代理权,即凡一切家务方面的必需品都要委托妻子管理的这种代理权;如对丈夫、妻子、儿童以及全家人所应用的商品或服务的合理供应,这些商品和服务按照他们的生活条件应是种类适宜,数量充足,而且是实际需要的,妻以夫的名义与商人交易,只要夫表示反对的,法律即认为妻有代理权。虽然各国的立法表述不同,但大家普遍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基于夫妻身份应当享有的权利,其范围限于日常家事,且在行使时不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这也是与一般代理权的不同之处。
在我国婚姻法的修改讨论中有不少学者提出明确增加这一内容规定,但从新《婚姻法》看,家事代理权问题仍没在条文中出现,这不能说是一个遗憾。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对“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作出明确的解释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有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有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有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这是我国有权机关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家事代理权确立为我国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为处理夫妻之间因行使代理权产生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婚姻生活中，日常需要处理的事务琐碎繁多，夫妻确有相互代理的需要。这种代理基于配偶身份而产生，不以明示为必要，与一般的民事代理不同。其次，日常家事代理主要是为婚姻共同生活的便利而设置的，有助于节省婚姻成本和社会成本。同时，赋予配偶日常家事代理权符合婚姻当事人相互信任的意思，是对夫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推定，符合当事人本人的利益。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凡涉及夫妻二人的事都须双方协商确定，势必会加大婚姻生活成本，给生活带来不便。第三，确定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有利于维护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
但是，目前我国的司法解释，也只是确认了家事代理权这一制度，对它的范围、具体适用等方面，在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就使这一制度的实际运用价值受到了影响。根据各国立法的规定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仅限于日常家事。这里所谓日常家事，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日常共同生活必要的事项,如购物、保健、衣食、娱乐、医疗、雇工、子女教育等等。关于日常家事的具体范围各国规定不同，但各国法律都用专门法条对一些家庭生活中的重大事项作出限制性规定。这里具体包括：（一）送养、收养子女。根据我国《收养法》的规定，送养子女须由生父母共同送养。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找不到的除外。有配偶者收养子女必须夫妻共同收养。《日本民法典》也有相同的规定。如第条规定“有配偶者应与配偶共同收养未成年的养子女。”第条规定“养父母为夫妻而与未成年人终止收养时，夫妻应共同为之。”（二）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价值较大的动产及不动产之处置。因为这种处置行为本身就是对家庭生活重大事项的决定，因此有的虽为家庭日常生活所必需，但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经夫妻双方协商，取得意见一致，才可以作出。比如——我国1994年出台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也作出类似规定：“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四）共有房地产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三）对家庭生活有很大影响，与家庭生活状况不相适应，明显过分的购买、消费行为。比如《法国民法典》规定，视家庭生活状况，视所进行的活动是否有益，对明显过分的开支，不发生连带责任。同时还规定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责任，但如此种购买与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一方滥用日常家事代理权,他方虽可限制,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当然,明知夫妻一方越权代理仍然与之为法律行为的恶意第三人,不得主张代理权的存在。总之,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既要保护夫妻日常生活的便利,又要限制一方滥用代理权;既要保护夫妻的共有财产,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事实上,凡法律规定有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国家和地区,法律本身对日常家事代理权及其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只要第三人了解到这是在日常家务范围内的行为即足以满足需要。但因日常家务的范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前所述因人因事都会有所变化,第三人从行为的外部很难做出是否属于有权代理的正确判断。因此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为保护无过失第三人之利益,承认使用表见代理,即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善意第三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民事行为,法律强制该民事行为的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家事代理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代理权，它同样也具有对内、对外两种效力、法律对其进行合理的限制，对内可以保护夫妻个人财产和共有财产的合法权益免受对方的任意侵害；对外可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财产权益，保障市场交易的动态安全。
但是，对于明显超出了家事代理权范围的事项，不能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的利益如何保护呢？此时应考虑能否构成善意取得，通过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如果相对人出于恶意，自无保护的必要。
本案中,王某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超越了日常家事代理的权限范围,已构成无权处分。那么,相对人刘某能否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所有权,关键看他取得财产时是否处于善意。
（三）共有财产无权处分的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财产占有人，在不法将其占有的财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财产时系出于善意，即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财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的制度。实行善意取得的结果，是物之原所有人丧失其所有权，善意受让人则取得所有权。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物权法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对于保护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活动的动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有人“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赔偿。” 国外民法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并不包括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只适用于动产范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司法解释中，却将不动产也包括在善意取得制度中。这样规定是否合适，其依据何在，值得我们研究和分析。
对于本条司法解释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本条司法解释确立了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在司法实务中依照这一司法解释，全面适用善意取得原则。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意见值得商榷，理由是，本条司法解释明文限制在共同共有财产交易的场合，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更广阔的一般财产的交易场合，则排除在外，因而，确立中国完整的善意取得制度，路途尚远。
其实，该司法解释之所以这样规定是有它的立法考虑和价值取舍的。
第一，如果完全从共同共有人的共同利益出发，依出让人无权处分而确认该处分行为无效，有可能损害善意取得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如果完全从交易安全和社会秩序出发，依物权公示原则而确认买卖关系有效，就使共同共有人的共同权利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则完全牺牲了共同共有人的共同利益，有损于民法权利本位的立场。共同共有的效力之一，就是限制共同共有人对共同共有财产的处分权，既不能处分全体共同共有财产而使共同共有关系消灭，也不能由个别共同共有人擅自处分部分共有物。因此，这种选择不足取。否则就失去了民法保护共同共有的原本意义。
第三，采取折衷主义立场，既能维护共同共有人的共同利益，又能维护交易规则和交易秩序，兼顾交易的静态安全和动态安全，着力于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合法权益，最为可取。进行法的解释时，不可能不进行利益衡量，因为法是为解决社会现实中发生的纷争而作出的基准。最高人民法院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司法解释时，当然也不可能不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选择。面对两种各有利弊的选择，转而采取折衷主义立场，各取两种选择之利，各避两种选择之弊，创设了现在的司法解释，在确认共同共有人之一未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而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一般应认定无效的一般原则的基础上，确认对善意买受人亦应予以法律保护的立场，趋利避害，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共同共有中的善意取得，是以牺牲其他共有人的利益而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依此维持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因而在具体适用中，必须严格按照其构成要件的要求，从严掌握。
依据上述司法解释之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处分财产的出让人必须是财产部分共有人而非无所有权人。（2）财产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的，即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不知道并且也无理由知道出让人是无权处分人。（3）财产受让人必须是有偿取得财产的，即向出让人支付了与财产相当的对价。受让人因继承、接受赠送取得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另如果受让人以过于低廉的价格取得财产的，则推定受让人在取得该财产时是应当知道出卖人是无权处分人，因此其恶意取得的财产不受法律保护。（4）共有财产既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其中不动产主要是指共有房屋。
如果第三人取得财产时构成善意取得的，其即时取得的财产所有权受到法律保护，不受任何人追夺。原财产所有人丧失其所有权，但产生侵权赔偿请求权，可以要求非法出让人赔偿其因此受到的损失。反之，如果第三人取得财产时不构成善意取得的，受让人应当向原所有权人返还财产。
本案当中，刘某善意、有偿地取得王某出卖的房屋，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应发生善意取得的法律效力，受让人刘某即时取得受让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归于消灭，并不得向善意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李某作为该房屋的共同共有人之一，应当承担该房屋买卖关系的后果。因为李某与王某为夫妻，其财产所有关系为共同共有，其获得的卖房款为共同共有，共同享有该房款的所有权，因而不存在李某财产损失的补偿问题。

关于培育知识改造理念的思考

江苏省丁山监狱 宋立军

摘　要：我们要培育知识改造理念，充分发挥知识在改造工作中的作用，以知识创新带动监狱改造工作的创新。我们要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实践知识改造理念。
关键词：知识改造理念 基础 媒介 物化 创新 　　　　　　　　　　　


监狱改造工作树立科学的符合形势要求的理念十分必要。因受“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的启发，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原理，并结合监狱改造工作实际，我以为应当把“知识改造”作为我们监狱改造理念。培育知识改造理念，就是要培育这样一种主导观念，即监狱改造工作以知识为基础，充分发挥知识在改造工作中的作用，积极探索知识创新对改造工作理论及实践的意义。
一、知识在监狱改造工作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这里的知识，不仅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而且也包括人类获取新知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掌握并运用知识的过程就是认识事物“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过程，也就是发现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过程。随着对知识经济的广泛认同，人们越发感觉到知识对于人在社会领域的行为或活动来说，是一个绝对必要的因素，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因为人类行为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有类似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角色都依赖于知识，并为知识所调节①。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统治世界不但是个趋势，而且日益成为现实。同样，监狱改造工作也必然以知识为基础，知识在监狱改造工作中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知识是监狱改造工作的基础，贯穿于改造工作的全过程。知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人类智慧的集合体。只有当人类掌握了制造工具的方法，人才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因而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来源于对知识的运用，改造工作也不例外。改造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活动，它所依赖的知识是十分广泛的。无论是制订改造工作目标，实施改造工作方案，运用改造手段，还是进行改造效果评价，无不立足于包括监狱专业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见图示）。监狱改造工作的目标是将罪犯改造成有益于社会的守法公






民，这一目标必须符合法治的要求；改造工作方案要从现实出发，要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改造手段要灵活多样，因人而异，分管分教 ；效果评价要客观真实。单就改造工作三大基本手段而言，知识作用于监管手段，指导着监狱的布局、监管设施的配备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制订与执行。知识作用于教育手段，使教育途径多元化，更加有利于被改造者接受。目前我们正在探索的心理矫治教育，就是建立在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基础上的比较有效的教育方式之一。知识运用于劳动手段，使罪犯劳动从作坊式、劳动力密集型逐步向现代化转变，并逐步将劳动改造定位于一个科学的层面上。所有这些，离开了知识的指导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知识充当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彼此沟通的媒介。尽管对罪犯的改造带有一定的惩戒性，但真正把罪犯改造好，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与认同是基础条件。一方面，法律知识、监规纪律知识作为监狱改造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行为的共同标尺。从事改造工作的人员依照法律执行刑罚，依照监规纪律的要求考察规范罪犯的言行；被改造者须认罪服法，遵守监规。在这里，知识的媒介作用得到体现。另一方面，改造人员与被改造人员都有“知彼知己”的渴求，都试图缩小彼此的“知沟”，尽力消除沟通的障碍。在从事改造工作中，我发现一个现象：同那些有一定知识层次的罪犯谈话，共同语言要相对多些，同那些偏僻农村来的罪犯沟通起来也容易得多。现在想想，这恐怕多半由于我是从偏僻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因而无论从心理还是共同的知识上都更接近。监狱改造工作难，难就难在做人（犯人）的工作时很难找到施教与受教双方知识的结合部。那些反改造尖子，之所以难攻难啃，除了他们恶习太深，反改造经验丰富以外，还有一个知识结合部找寻困难的问题。如果这一观点被重视并有效运用，对教育转化法轮功等邪教性质罪犯会大有裨益。此外，由于社会多元化思潮的存在，网络犯罪等高智能犯罪的出现，我们势必要面对一个具有鲜活知识的犯罪群体，这对我们原有储备的知识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因而，我们不能在原有的知识结构中停滞不前，要不断加以更新和完善。这是一个知识相互促动的循环往复、螺旋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媒介，而是充当了动力源。
第三，知识经过物化会产生巨大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本身无法显示力量。只有将知识物化为实践性的技术行为和技术手段（包括各种控制的管理的社会技术行为和 技术手段）时，才能产生力量。马克思将这一力量称为“物化的知识力量”②。
知识的物化可以增强人的素质。这里的人当然包括监狱人民警察和罪犯。单就前者而言，增强素质，主要是指增强监狱人民警察的潜在专业及综合能力。知识的物化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增强人民警察的素质。一是网络的应用，使人民警察的日常工作变得智能化高效率，信息处理和利用更加迅捷科学，最大限度地吸收世界上先进的改造经验，与社会各行各业进行广泛接触与交流，实现改造工作社会化并与国际接轨。从封闭状态和简单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是监狱人民警察充分提高并发挥聪明才智的前提条件之一 。二是在某些领域里不能一味地强调人防“重中之重”的地位 。人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把人机械化。只有将科学知识转化为物防、技防的力量，或者引进高新科技产品用于改造工作，才能使广大干警集中大部分精力潜心研究改造理论，探索行之有效的改造措施，切实提高改造质量。
知识的物化，使罪犯的各项权利得以最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对罪犯的惩罚，并不排斥罪犯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从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谋生的角度讲，罪犯有权利享受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正在享受的科技成果，参加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劳动，品尝科学配给的伙食。此外，诸如罪犯申诉等法律行为通过网络会变得更加直接而迅速。这里虽然有许多还属于“应然”范畴，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这些都能变成现实，这也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由“应然”变为“实然”的时间跨度，当然要取决于知识在监狱中物化的程度与速度。
二、确立知识改造理念，以知识创新带动改造工作的创新。
创新是指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而创造新思维、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过程。我们处在创新的时代。在某些领域里，用“日新月异”已无法准确描述其发展境况。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思维、理论及实践必须不断创新，在反复“扬弃”的过程中日臻成熟。而无论是创新的思维、创新的理论还是创新的实践均源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创新思维最大的特点就是，既立足于传统又不囿于传统，是对自身提出新的挑战。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副局长麦林华同志在监狱学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颇具理性色彩③。他的讲话对传统改造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维度，拓展了监狱改造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兹摘录其中的一段：
……比如说被我们引为骄傲自豪的劳动改造，叫了几十年，又是我们的特色，到底在新时期对罪犯改造的功能如何体现？功能到底有多大？……现在劳动改造项目、手段、方法、组合方式、奖惩的办法是否有利于罪犯改造？强迫劳动是我们的一贯观念，但在强迫状态下，劳动对人有没有改造作用，到底是反感抵触的作用还是净化灵魂的作用？教育改造也是中国特色，也要研究。我们现在教育的内容、方法、形式究竟如何，强制教育的方式对教育人、转化人到底有多大作用，怎么起作用，很少有人去深入思考。此外，还有监管改造、监规纪律，怎么发生对犯人改造的作用，其中的机理是什么，有多少人能说清楚，而且除了这三个手段各自作用之外，这三个手段之间又如何综合作用于一个罪犯，到底哪一个作用更大些，是个什么样的结构怎样才能深化……
在这段文字中，麦林华同志反复用了“什么”“如何”“怎么”等带有疑问意味的字眼。一旦某个疑问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答，那么监狱改造理论就会向创新的方向迈出一大步。知识的创新带动了思维和理论的创新。不仅如此，知识创新也带动了实践的创新，有效地解决了实践中的某些困惑。首先，知识创新能够带动教育改造手段的创新。例如：我们在改造抢劫、杀人、伤害等暴力罪犯时，常常感到他们性格中的暴力倾向似乎根深蒂固，难以彻底根除。不可否认，暴力倾向的形成主要受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但与自然环境的作用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呢？有人从科研的角度，利用调查数据证明铅等重金属中毒与暴力犯罪的关系，并提出相关的防治措施与对策④。在改造暴力犯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研究成果，运用医学的手段对其中因重金属中毒而引发犯罪的暴力型罪犯予以精心诊疗，从根本上缓解他们性格中的暴力倾向，促使其真正改好。在这里如果我们仍然死抱着“三大基本手段”不放，不从创新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就会事倍功半。其次，知识创新能够带动管理模式的创新。如历来颇受重视的清监搜身，许多单位还停留在人摸人、翻箱倒柜的模式上，漏洞很多。基层的同志想了许多办法，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的带值班干警常常因此受到罚款扣分等处理，心里总不是滋味，甚至产生厌烦情绪。为什么不能启用现代化的监测仪器，彻底改变落后的管理模式，彻底消除干警实践中的低层次困惑呢？不能把知识创新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在实践中真正发挥知识创新的力量。其三，知识创新能够带动实践上的不懈探索。我国的监狱改造工作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开拓。过去没有的，并不意味着今天也不可以有；过去是禁区的，并不意味着今天也是禁区；因条件不成熟，今天无法实现的，将来有一天总会实现。特优会见制度的形成和完善就是很好的例子。罪犯在狱内与配偶等亲人同居团聚，不仅反映出我国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而且符合罪犯生理、心理健康的要求，对罪犯改造及社会家庭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谁提出这一设想，谁就可能被认为离经叛道，绝不会称为“创新”。最近，江苏省监狱提出允许罪犯按规定使用收音机。类似的做法，也属探索中的创新之举。
三、实践知识改造理念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知识改造理念的提出，目的在于实践。而实践这一理念，肯定会遇到很多障碍。这就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有利于知识改造理念得以全面贯彻的环境。对此，监狱部门、整个社会乃至国家都责无旁贷。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监狱部门要积极推进监狱人民警察专业化进程，实现“专家治监”⑤ 。改造罪犯是一项专业化极强的社会工作，希望监狱人民警察个个都是通才的想法是极不可取的。假如某中队的数名警察，分别精通于法学、监狱学、犯罪学、医学、心理学等专业，并且力求使改造人员与看管人员相对分离⑥，知识在监狱改造工作中的作用就会日益凸显出来。
二是整个社会要努力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进一步降低文盲半文盲罪犯的比例。许多数据表明，目前小学文化以下程度的罪犯占押犯总数比例呈下降趋势，1998年某省统计结果为47%⑦。这完全得益于经济的发展以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然而，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儿童大量失学，城市失业人员的子女读书难等问题比较突出。这就势必影响知识改造的效果，并意味着监狱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要承担起基础文化教育的重任。尽管这也是知识改造的内容之一，然而这项工作本该由教育部门在罪犯入监前予以实施（少年犯除外）。监狱本来只需提供有利于罪犯知识改造的再学习条件，这样则更有利于知识改造理念的培育和实施。
三是国家要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技开发引进步伐。监狱渴望变粗放型管理为集约化管理，在真正意义上实践知识改造理念的愿望由来已久。但由于国家在科技投入上的滞后，导致知识改造实践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对于绝大多数监狱来讲，高新技术产品仍无法普遍用于日常的改造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国家应正视这一现实，努力走科技兴监之路，使知识改造理念的实践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①夏甄陶. 知识的力量. 新华文摘，2000（8）P30-36
②同①
③麦林华. 从战略高度重视监狱科研工作. 上海警苑，2001（6）P4-8
④唐玉江、唐慧晶. 重金属中毒与暴力犯罪. 犯罪与改造研究，2001（3）P19-21
⑤张晶. 中国监狱制度：评价与完善.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01（7）P29-30
⑥刘强. 监狱一线工作者专业化分工的构想. 中国监狱学刊，2001（4）P59-63
⑦肖惠斌. 论影响当前监狱监管改造工作的主要因素.
中国监狱学刊，2001(2)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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