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体育总会


关于印发《2007年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研讨会会议纪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群体处、社体中心，北京体育大学，上海、武汉、西安、成都、沈阳、天津、广州体育学院：
根据群体工作计划，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社体中心于2007年8月1~5日在山西省忻州市举办了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研讨会。现将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结合实际做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




二○○七年十月十一日




2007年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工作研讨会会议纪要




为进一步唱响“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主题，促进社会体育指导员各项工作的具体落实，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和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于2007年8月1日—5日在山西省忻州市举办了全国公益性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研讨会。全国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的8所体育院校（北京体育大学，上海、武汉、西安、成都、沈阳、天津及广州体育学院）、解放军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部分省市（区、市）体育主管部门和农民体协的代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共3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得到了山西省体育局和忻州市体育局的重视。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胡建国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认真总结14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着社会的发展、广大群众的需求，就如何进一步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综合素质、能力和数量；如何进一步适应城市社区青少年锻炼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实施农村全民健身工程的需要，培养和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如何有效地在部队开展社会体育技术骨干培训并实施社会指导员等级制度；如何进一步规范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制定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的管理办法；如何编印社会体育指导员所需的工作指南性资料，制作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所需的精品课时光盘；如何在2008年奥运会前举办以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经验、交流、宣传、促进为目的的大型活动方案，以及如何按计划实施2007年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等议题展开了认真的研讨。
此次会议议题范围广，时间紧，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就以下问题达成共识。
一、关于农村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
大家认为，实施农村体育健身工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因此，加强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很有必要。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仅占总数的10%，远远不能满足9亿农民的健身需求。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偏少，质量偏低的问题亟待解决。农村发展的难点在于，农民的收入和文化水平偏低，对自身健康的重视不够；各地农村的体育基础、传统习惯和风俗各不相同；农村开展体育活动缺少必要技术骨干。因此打造一支扎根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尤为重要。我国农村地域广阔，经济、文化、体验等有诸多差异，要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当务之急是培养一支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师资队伍，坚持免费培训和义务服务，应把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农村学校的体育教师、农村文体中心户、农村医生、退伍军人等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逐步实施。与会的湖北农民体协代表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和调查结果，提出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教学要有实效性、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过去取得教学经验基础上编写培训的辅助教材，教学内容除规定的必要的理论部分，项目设置上应根据不同地域的特色和需要把传统项目和新项目结合推广。培训内容主要是：职责、素质，活动组织能力，常见运动创伤处理，体育器材使用与管理等。大家对2007年工作计划中农村社会体育指导员师资培训教学方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二、关于部队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与发展问题
经过研讨一致认为，可将《军人锻炼标准》和培养部队体育骨干两者结合起来，从部队特点出发，实施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和建设。部队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可与地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优势互补，以取得多赢效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方面为部队服务，另一方面为地方培养体育骨干。部分省市已为部队培养了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军地两用人才。此项工作各地体育部门应积极支持和配合。
三、关于制定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基地管理办法
这是继2006年对8所体育院校13年来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进行全面评估的延续，管理办法涵盖了培训基地工作的基本内容。应在管理办法中完善如下内容：１． 每期办班之前召集院校培训工作会议，研究办班有关工作。２． 办班结束后，8所体育院校应以书面形式正式向有关省市体育部门反馈学员在班学习新、表现情况，以便让各省市主管部门及时准确掌握了解输送学员的全面情况。３． 要建立联络员制度，各省体育主管部门确定一名相关工作的联络员，确保长期和基地所在院校进行工作上的及时沟通。
四、关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制作培训教学光盘
根据2007年工作计划，在举办本年度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期间，各院校须在已确定的学员认可的精品教学目录基础上，进行重新审定后制作，主要作用如下：１． 用于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２． 用于各地各个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师资的培训。３． 用于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再培训（适用于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5年以上没有经过再培训的人员）。４． 为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及广大农村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使用。５． 抢救体育精品课程。光盘母带将在今年年底培训工作完成后，经过审定再投入制作。
五、编印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手册
编印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手册，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通用的工作指南性质资料手册十分必要。编写内容包括相关的体育法规制度，社会体育指导员具备的素质条件，应做到简单使用。2007年进行研究和编纂，拟列入2008年工作计划出版。
六、关于2008年举办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会策划方案
大家一致表示，2008年奥运会之前举办全国性的、大规模的、高水平的、具有影响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会，是顺势、借势、造势，全面唱响“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主题，要把活动方案策划好，通过技能展示达到检验、交流、宣传、促进的目的。把我国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十多年来取得的重要成果充分展示出来。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凡是由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开展的有特色的健身活动项目均可参加。一定要将活动办出成效。
七、为保证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数量和质量，努力完成《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培训要求和任务目标
在2006年采取了由群体司和社体中心下发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通知、并取得较好成效的基础上，2007年的培训通知依然由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下发，要求各基地所在院校会后正式报上2007年培训计划，并保证培训工作在11月中下旬之前完成。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胡建国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要树立系统工程的发展思路，要解放思想，创新观念，树立大群众体育发展观，群众体育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紧密相关、意义重大。全国9亿人口在农村，是群众体育重要的组成的部分，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的重要基础。部队社会体育指导员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新时期部队强军建设，有助于为各行业、农村及城市社区培养高素质体育骨干。开展群众体育的目的要为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服务，为竞技体育为国争光及后备人才培养服务，为促进社会和谐、科学发展服务。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要加强培训学习，努力成为科学健身的指导者，群众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开展健身活动的服务者，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宣传者。是基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要抓住机遇，切实抓好，狠抓落实，不但要有数量，更要注重质量。2008年奥运会之前举办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会，是我国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制度》十多年来的成果展示，目的是促进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事业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办公室成员，要树立全局意识，创新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在总局群体司的具体指导下把工作主动，创造性地做好。
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研究

翟巍（华东政法学院民商法方向法学硕士）

一、严格责任原则简介

（一）定义
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定义为：“道路交通侵权责任的追究不考虑侵害人的过错问题，只要其行为形成损害结果，侵害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尽管实践中道路交通事故侵害人不只限于机动车方，还可能包括行人等非机动车方，但由于后者为侵害人的情形较为少见，故学界在严格责任理论研究中一般对此忽略不计）
在最核心的意义上，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是指道路交通事故侵害人在实施某种交通运行行为时，如果导致他人损害发生，他仅能通过证明法定的免责条件来免除自己的责任，而不能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来免除自己的责任。
作为一种责任分配理论，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的真正作用不是解决责任的归属，而是解决损失的分担（loss distribution）。 严格责任抛开了过错的问题，责任的追究与侵害人有无过错没有关系，只要其行为带来了损害，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

（二）免责条件
刘新辉先生认为，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的免责条件必须是受害人故意，不可抗力不能成为免责理由。
笔者认为，刘新辉先生的观点失之偏颇，它既没能反映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的发展历史，又不能全面反映现实，还可能造成概念的混淆。在1866年Fletcher v. Rylands一案中，Blackburn法官首创严格责任，此后在英美侵权法中，学者提出的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原告的过错、原告的同意、第三人的行为和制定法的授权。 后不可抗力、第三人行为、制定法授权在英美侵权法中逐渐不再成为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 但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严格责任的免责条件颇为复杂，且时有变化。如果将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的免责条件硬性规定为单一的“受害人故意”，将使大陆法系国家大量的符合严格责任精神要旨的立法例由于所谓的免责条件不适格而无法准确归类。

（三）严格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关系研判
学界名家对严格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两个概念的关系存在较大分歧，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的大陆多数学者在严格责任的意义上使用无过错责任概念。据张民安先生考证，我国大陆绝大多数学者将无过错责任等同于英美法中的严格责任和大陆法中的危险责任，在严格责任的意义上使用无过错责任概念，实际源于我国台湾民法学者的观念（我国台湾民法学者大多将无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完全等同），而这犯了以讹传讹的错误。 实质上，大陆法系无过错责任是国家对受到损害的臣民所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和共同责任，它并非属于侵权行为法所调整范畴，而属于社会保障法的范畴；我国大陆绝大多数学者所论及的无过错责任概念实际上是指严格责任和危险责任。 而且，我国大陆许多学者常将无过错责任原则与过错推定原则概念混用。
有基于此，笔者在行文中采行“严格责任”概念，否弃“无过错责任”概念。笔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的定义应为：“道路交通侵权责任的追究不考虑侵害人的过错问题，只要其行为形成损害结果，侵害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此定义与我国大陆多数学者论述的“无过错责任”定义相同，近期在法学界人士论述的概念选择中，前者似已有取代后者之势。
须注意的是，在英美法中存在有独立的有别于大陆法的无过错（失）责任原则概念。在何勤华先生主编的《美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无过失责任（Liability without fault）与严格责任存在明显不同；依据严格责任，当被告造成对原告的某种明显损害时，被告应当负责，而不必考虑被告的故意和过失程度，但允许加害人通过证明损害是由于受害人的过失、第三人的过失和自然原因造成的损害而主张减轻或免除责任。然而，“无过失责任”既不考虑加害人过错程度，亦不考虑受害人过失。
而依据《牛津法律大辞典》，英美法无过错（失）责任（Liability without fault）涵义为：“一般而言，在英美法中，人身伤害或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取决于能否证明损害系在行为方有过错，即故意或过失的情势下所为或任凭发生，及实施的不法行为或懈怠行为。然而，在一些诸如工人损害赔偿之类的案件中，法律规定如果人身伤害是由雇佣所致或在雇佣过程所致，雇主则应负赔偿责任，而无需有关过错的证据。随后，关于在其他许多案件中，尤其在公路交通事故中应实行无过错责任以确保受害者在即使无法证明行为人过错的情况下也能得到赔偿的设想得到竭力主张。在刑法中，一般规则是刑事责任的成立要求犯罪行为者故意或放任地实施犯罪行为，但在其他许多案件中，责任的成立则不以这些心理因素或能被称为过错的因素的存在为前提。”
笔者认为，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这一权威定义，英美法中的无过错（失）责任原则与严格责任原则虽表述相异，内涵应基本等同。

（四）严格责任原则与过失相抵关系研判
过失相抵，是指在因债务不履行或侵权行为发生损害赔偿责任的场合，受到损害者，即债权人或者受害人方也有过失时，法院考虑这一情况减少损害赔偿的金额。在欧美，虽然并非本来意义上的相抵，但英美的“比较过失（comparative negligence）”、欧洲大陆国家的“双方过失（德Mitverschulden；法faute commune）”的概念也发挥着同样的机能。 过失相抵原则有两个要件，一是受害人有过失，二是受害人的过失行为须助成损害的发生或扩大。
在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行为法严格责任原则的调整范围内，是否适用过失相抵原则，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严格责任原则归责的范围内不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因为既然严格责任原则调整的侵权行为不考虑道路交通事故行为人的过错，那么对事故受害人的过错也无理由进行过失相抵。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失相抵原则是道路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调整原则，具有普遍适用性。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认为严格责任原则适用过失相抵。因为依据严格责任原则定义，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并非绝对地不考虑行为人过错，其仅是在“侵权责任追究”的角度不考虑行为人过错，并且严格责任原则仅是不考虑“道路交通事故侵害人的过错”，并未限定为不考虑“道路交通事故一切行为人”的过错。有基于此，若道路交通事故采行严格责任原则，其应可适用过失相抵。理由是，过失相抵“考虑受害人的过错”是基于“减轻侵害人责任”的角度而非“侵权责任追究”的角度，其考虑的是并未被严格责任原则定义所排斥的“受害人的过错”。故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调整范围内应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二、诸种学说

（一）中国大陆主流说
梁慧星先生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应实行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的法律依据有三：
1、报偿责任理论，即“利之所存，险之所担”；该理论肇始自罗马法“获得利益的人负担危险”这一法谚，由于道路交通事故中机动车一方当事人是机动车运行利益的直接获得者，所以由其承担运行中所发生事故带来的损失，符合经济理性原理与民法公平、合理原则；2、危险控制理论，即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机动车保有人对机动车这一危险的高速运输工具具有直接的控制力，因此若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机动车保有人很可能存在控制不力的因素，故有必要通过严格责任的施行来促使机动车保有人保持高度谨慎的驾驶义务；3、危险（损失）分担理论，即道路交通事故是现代文明的副产品，应当由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全社会成员分担其衍生的损害。若由机动车保有方承担事故损失，其可通过提高运费与责任保险的形式，最终将损失转嫁给整个社会，由全社会成员来分担道路交通事故带来的损害。
梁慧星先生的“三依据”说为大陆民法学界支持严格责任原则的主流学说。

（二）西方通说
西方多数学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与以过错为基础的侵权责任相比，有以下优势：1、比后者更能达到有效的威慑作用；2、增加了受害者能够获得补偿的机会；3、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防止夸大损失或者将损失转嫁给富人（“deeper pockets”）；4、可以确保从危险活动中得利的人赔偿因其危险活动而造成的损失；以及5、比过错责任更具有可操作性。

（三）日本有力说
日本著名学者加藤一郎认为，作为无过失责任（严格责任）的根据，可以有报偿责任、危险责任（危殆责任）、原因责任、具体的公平主义等等，其中报偿责任和危险责任最有说服力。1、报偿责任主义之思考方法为：利益之所在即为损失之所归。在利益的产生过程中，如果造成他人损失的话，从该利益中作出赔偿，这是公平的。在这其中，存在一个限度是正当的，在这一思考方法中，加害者仅以其所获得的利益为限作出赔偿，损害若超过利益的范围的场合，就不能获得救济。在此，若这样认为的话，还必须借助于危险责任的其他原理。 2、危险责任主义，是指危险的管理者，对于由此而生之损害负赔偿责任。在此，对于危险物的管理者来说，是对其课加了强度的注意义务，特别是绝对的注意义务所产生的造成危险者，对此危险应负绝对的责任。这一思考方法也是正当的。因此，作为无过失责任之根据，和报偿责任相比，危险责任也是有力的根据。
加藤一郎先生认为，报偿责任和危险责任以外的根据，作为无过失责任论的根据，并不重要。例如，原因责任主义所主张的，由于物品设施等所造成的损害，作出这一原因的人，必须赔偿由此而产生的损害，实际上的产生的结果和危险责任相似。此外，所谓的具体的公平正义，认为损害不能仅由加害者或被害者一方负担，而须对应具体的事情在两者之间作公平的分担，但是问题在于，所谓“具体的事情”指什么，仅仅根据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负担责任的依据。
在道路交通事故严格责任原则的支持学说中，加藤一郎先生的报偿责任与危险责任学说在日本为有力说。

（四）其他学说
此外，支持严格责任原则的学说还有偏差说、损失补偿说（保护弱者说）。
偏差说认为，偏差(errors)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神经和智力的缺陷，道路交通事故是人自身偏差缺陷造成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概率事件，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并无过错可言，不具道德上的可非难性。有基于此，道路交通事故应采行严格责任原则，并用“偏差”概念来取代加害人的“过错”概念，以从客观合理的角度实现事故发生后有效救济的目的。
损失补偿说（保护弱者说）认为，侵权行为法应注重事故损失的有效补偿，而不应拘泥于事故当事人行为的可归责性；因此法律应倾向于保护受害者一方（通常在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使损失由通常具有承担能力的侵害方（不考虑其过错）做出补偿，从而使事故损失能得到全面及时地补偿。
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Grissell v. Hausatonic”一案时认为“虽然被告没有过失，但终究是他导致了灾害，事故发生后，如果无辜的双方必有一方不免受损失时，与其令无行为人承担，不如让行为人承担更为合理”。
该判例所体现的学说理念亦倾向于支持严格责任原则。

三、相关立法例、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