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对策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陈志凡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后,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证人出庭问题成为衡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应如何完善进行深入探讨,供大家参考。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公诉的刑事案件中,证人绝大多数均未到庭作证,未到庭率在98%以上,极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仍然是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一旦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将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要改革这一现状,就必须从健全证人出庭制度入手。从目前调查分析的情况看,证人出庭制度得不到落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不足是阻碍证人出证制度实施的最根本原因
1、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我国现行的刑诉法虽然经过大幅度修改(以下简称96年刑诉法),但是关于证人证言、证人权利义务等方面的规定却仍然与1979年制定的刑诉法一样(以下简称79年刑诉法)。如96年刑诉法第47、48条的条文与79年刑诉法第36、37条的条文一模一样,没有作任何修改。同时96年刑诉法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将在随意性。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的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3、立法上的矛盾,导致证人出庭的可选择性。96年刑诉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里的"必须"表示:证人提供的证言只有在法庭上接受审判人员,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讯问、询问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96年刑诉法第157条又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其证言只要经过公诉人或辩护人宣读,审判人员在听取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后,仍可作为定案的证据。这种立法上的矛盾使证人在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与公诉人、诉讼参与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具有同样的效力,均可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因此在庭审过程中,司法人员往往择易避难,以书面证言、询问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作证,以宣读证言代替出庭质证。
4、证人证言效力具有不确定性。96年刑诉法规定,证人证言的固定,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采取"书面证言,询问笔录,法庭笔录"三种形式。但是对那一个阶段的证言效力优先却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当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出现反复时,司法人员由于不清楚那一种证言的效力应优先,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往往无所适从,从而增加了审理刑事案件的难度。因此司法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因害怕证人证言出现变化,影响案件定性,而承担一定责任,大多不积极推行证人出庭制度。
（二）执法思想的误区是证人出庭制度的一大障碍。
目前,许多审判人员,公诉人员的执法观念仍停留在79年刑诉法所确立的框框中,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过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
（三）社会因素的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大绊脚石。
1、证人作证意识薄弱。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由于法制意识差,缺乏作证意识,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表现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是过错;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而不敢出庭。此外，有的证人从未出过庭,不知道在庄严肃穆的法庭应怎样做,所以不敢出庭作证。
2、证人怕是非、求安稳。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面对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因此许多证人认为自己在庭上作证是"加害"被告人,会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
3、人情利害关系作祟。有的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现在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4、证人在经济上得不到补偿。证人出庭作证,其经济上肯定会遭受一定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大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出庭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二、完善证人出庭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立法上的完善：
1、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是目前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原则之一,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或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都在其刑事诉讼中贯彻这一原则。它的基本要求是:法庭审判必须以直接言词方式进行,法官、检察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由控辩双方辨认、质证,书面的证言不能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在当前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庭之所以会既可以采纳书面证人证言、也可以采纳证人当庭提供的证言,其主要原因就在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确立"直接言词"原则,未明确规定证人只有到庭作证,经过控辫双方质证后,其提供的证言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国外"直接言词"原则的精神,把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控辩双方质证作为一项硬性规定。
目前有的观点认为从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警力配备上看,硬性规定证人出庭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偏面的,因为他没有看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同时从世界各国的立法经验看,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不是等到条件全部成熟时才予以制定实施,都是在条件基本成熟时就开始制定实施,并在实践中逐步磨合完善的。目前我国巴基本具备确定在"直接言词"的条件,应该制定。
2、明确证人作证的义务、权利和责任。权利和义务是辩证的统一件,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我国刑诉法应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有:①接到审判机关的通知后,应按时到庭作证；②应当如实提供证言,不得有伪造、隐瞒证据；③在法庭上应接受法官、公诉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询问或质证；④应当遵守法庭秩序,不得哄闹法庭或侮辱、诽谤、殴打、伤害司法人员或其它诉讼参与人；⑤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除向法庭如实提供外,应当保密。
证人的权利包括:①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陈述证言；②对公诉人、审判人员、其它诉讼参与人询问与案件无关的内容有权拒绝回答；③有权阅读自己陈述的笔录,认为笔录有误的,有权要求更改;④因出庭作证而受到经济损失的,有权要求赔偿；⑤人身安全、人格名誉和财产利益不受侵犯。
义务和责任也是法律上的一个辩证关系。履行义务必须承担责任,不履行义务必须受到惩罚。日本、法国、德国对拒不到庭作证的证人规定了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或处罚措施。因此我国在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责任时,应借鉴国外的立法。笔者认为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罚则可分为三个层次:①司法警告,主要针对那些首次收到作证通知书而不到庭提供证言的证人；②罚款或拘留,主要针对那些经两次传唤而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③建议增设拒不作证罪,这主要针对那些已经被采取行政拘留或罚款仍拒不到庭作证的证人。
但是不是每个证人均须出庭作证呢?外国刑事诉讼法中,有的规定一定条件下,某些了解案件的人可以拒绝作证。如日本刑法典第147条规定:"任何人对下列人有可能受到刑事追究或判处有罪时可以拒绝作证：自己配偶,三等以内血亲或二等以内姻亲,自己的监护人或保护人。"另外,各国都规定如果证人提供有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处分的语言时,有拒绝作证权。在我国要求所有证人出庭也是不现实的,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规定：①如果证人的语言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处分时,可拒绝作证；②证人和被告人有三代以内血亲,可拒绝作证；③证人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可拒绝作证。
3、确定保护措施和经济补偿措施。确立证人必须到庭制度,就要尽量使证人自觉到庭,强化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保护,以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刑诉法第49条虽然规定了司法机关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保护措施,但是过于笼络,应具体化。证人出庭作证,可能会受到一定经济损失。世界上不少国家对此都明文规定证人有权得到经济补偿。如德国制定了专门的《证人鉴定人补偿法》。因此,我国也应明确规定出庭应得到一定补偿,并制定相应的条例。
(二)增强证人的法制意识,强化他们的作证观念。如果要推行证人出庭制度,除了要从制度上、立法上予以完善外,还要注意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通过各种传媒,宣传公民作证的权利、义务、责任,并把他与"三五"普法工作密结合,使公民认识为什么要作证,出庭作证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在法庭应怎样做,禁止做什么。从根本上增强公民间犯罪作斗争的自觉性,激化他们作证的积极性。
（三）转变执法观念,规范执法行为。组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进行学习和培训,使他们深刻领会刑诉法的立法原意和法律精髓。同时鼓励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进行业务学习,提高业务水平,规范自己的司法行为,提高审判人员驾驳和主持刑事审判的能力,提高质证水准,增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能力,消除对证人出庭作证的畏难情绪,从而积极推进证人出庭制度的实施。
（四）当前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应解决的问题。在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出台之前,笔者认为对证人出庭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那些经多次传唤仍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应视情况分别对待,不能强调每个人都要出庭作证,但是对于下列人员，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一定要保证其到庭作证:笔录语言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内容有分歧,不到庭其证官无法说明的证人;对案件事实有直接证明作用的关键人;被告人对其证言持有异议的证人。由于这样的证人不算多,因此司法人员可主动上门,讲明利害关系,敦促其到庭作证。对于作证的补偿费用问题尚未明确之前,可由法院设立证人基金或多方协调解决。

(陈志凡、男 法学学士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办公室副主任 362200 0595-5681361）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国防教育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5月12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4年5月12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对象、内容和方式
第三章 组织领导和职责
第四章 教员、教材、设施和经费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促进国防建设，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对全体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有关国防观念、国防法律法规知识、国防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增强公民履行保卫祖国和其他国防义务的自觉性。
第三条 国防教育是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
开展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接受国防教育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第四条 国防教育应当贯彻着眼长期、讲求实效、稳步发展的方针，坚持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重点教育与普及教育、理论教育与实际训练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专门机构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因地制宜地进行。

第二章 对象、内容和方式
第五条 凡具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均应接受国防教育。
国防教育分为重点教育和普及教育。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现役军人，民兵、预备役人员，国防科技工业单位职工，高等院校、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接受重点教育；其他公民接受普及教育。
第六条 普及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国防历史和现状、公民的国防权利和义务、军事常识等。
重点教育除前款所列的内容外，适当增加国防理论、国防法制、国防科技、国防经济和军事技能等内容。
对城市的初级中学学生，还应进行防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知识教育。
第七条 国防教育应当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特点，分别采取下列方式进行：
（一）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通过各类干部学校、培训班及其他方式进行；
（二）对民兵、预备役人员，通过政治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等方式进行；
（三）现役军人的国防教育根据国家军事机关的规定，结合军队的实际进行；
（四）对国防科技工业单位的职工，结合军品生产和科研任务进行；
（五）对高等院校、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技工学校的学生，通过课堂教育、军训或其他方式进行；

（六）对初级中学和小学的学生，结合各学科教学和课外活动进行；
（七）对其他公民，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进行。

第三章 组织领导和职责
第八条 省、地区、省辖市、自治州、县（含县级市和省辖市的区）设立国防教育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国防教育工作。
省、地区、省辖市、自治州国防教育委员会下设国防教育办公室，县国防教育委员会指定有关部门，负责承办国防教育的日常工作。
第九条 国防教育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制定本行政区域国防教育规划；
（二）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防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三）研究解决本行政区域国防教育工作的重大问题；
（四）指导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国防教育工作。
第十条 国防教育办公室的职责是：
（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国防教育规划的具体实施工作；
（二）负责本行政区域国防教育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三）组织本行政区域国防教育师资培训工作；
（四）组织国防教育理论研究活动，总结推广开展国防教育的经验，宣传先进典型；
（五）办理本级国防教育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具体工作。
第十一条 各有关机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在国防教育工作中应当密切配合，各尽其责。
（一）教育部门负责在校学生的国防教育，并把国防教育列入教育（教学）计划；
（二）人民武装部门负责民兵、预备役人员和兵员征集对象的国防教育，并且协助其他部门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司法部门负责国防教育的社会宣传教育和国防教育法律知识的普及；
（四）科技、卫生、体育、人防、交通、邮电部门分别负责普及国防科技知识、战地救护培训、开展军事体育、民防知识、交通战备、军事通讯教育；
（五）民政、人事、劳动部门，应当结合拥军优属、安置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干部工人培训等工作，开展国防教育；
（六）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应当开展群众性的国防教育。
第十二条 驻鄂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支持和配合地方开展国防教育。

第四章 教员、教材、设施和经费
第十三条 国防教育的教员，由国防教育委员会从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中聘任：
（一）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二）具有较丰富的国防知识或者一定的军事技能；
（三）具有较强的组织和表达能力；
（四）身体健康，能胜任国防教育工作。
第十四条 国防教育的教育大纲和教材，由省国防教育委员会组织编写和审定。
第十五条 开展国防教育可以利用民兵预备役训练基地、革命历史纪念馆、革命历史旧址、烈士陵园、体育馆和民兵青年之家等场所。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少年军校、国防教育园、国防教育中心等国防教育基地。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国防教育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机关、企业（含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事业单位的国防教育经费在本单位的干部培训费或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学校的国防教育经费在教育事业费中列支。
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经费在民兵事业费、训练统筹费、以劳养武收入中列支。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十七条 对在国防教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或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国防教育委员会予以表彰、奖励。
表彰、奖励的标准和办法由省国防教育委员会会同省人事厅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对拒不执行本条例的单位，由县以上国防教育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或者经教育不改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对拒不接受国防教育的公民，由其所在单位或当地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经教育不改的，可以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
第十九条 对扰乱国防教育秩序，破坏国防教育场所和设施，挪用和侵占国防教育经费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依照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中国职工的国防教育，由企业工会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