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告房屋开发商周某系独资私营业主，2009年初以厂名义申建综合楼，于2010年4月8日竣工。原告卫某购买该综合楼一间门面房，被告于某购买原告卫某隔壁一间，并以5000元价格从周某处购买了沿原、被告门面房南墙而建的封闭楼梯间的使用权后，在楼梯间靠原告卫某家南墙部位安装了水池，被告周某将楼梯间安装了铁门，铁门上方用玻璃封堵。原告卫某多次以两被告安装的水池向其家墙内渗水影响生活，安装的铁门影响通风、采光和通行为由，要求两被告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但均无结果。无奈之下，原告卫某一纸诉状将两被告告上法庭，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拆除安装在南墙上的楼梯间铁门和水池，恢复原状。

　　分歧：原告卫某（业主之一）认为，两被告安装的水池向其家墙内渗水，影响生活，安装的铁门影响通风、采光和通行，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拆除安装在南墙上的楼梯间铁门和水池，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被告于某（业主之二）辩称，其从房屋开发商周某处花5000元购得该楼梯间的永久使用权，原告无权要求其拆除铁门和水池，况且原告在购房时并未主张其权利，现诉讼已超过时效。

　　被告周某（开发商）辩称，楼梯间在行政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已建成，未予干预，说明已默许，其封闭楼梯间是维护公共卫生和防止乱堆乱放杂物，同时该楼梯间给被告于某使用，不存在买卖，原告购房两年多才提出拆除楼梯间的铁门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诉求。

　　裁决：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周某与被告于某买卖楼梯间无效，被告周某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拆除安装在楼梯间西边的铁门。

　　评析：相邻关系是指相互毗邻的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因对不动产行使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相邻关系纠纷通常包括因排水(滴水)、通行、通风、采光、污染(例如噪音、震动、气体、热能等污染)原因产生的纠纷。彼此相邻的各方在相处中都有要求对方给予方便的权利，同时也负有尊重对方权益，克制自己不合理需求的义务。相邻人享有的要求他方给予方便的权利，称之为相邻权。相邻关系是基于不动产的相互毗邻而发生的，相邻权从属于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占有权。相邻权实质上是一种法定役权，从权利人来说，是其权利的合法延伸，而从须提供便利的一方来说，是对其权利的法定限制。当自己的相邻权遭受侵犯时，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有权要求侵害方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就丧失了请求法院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的法律制度。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是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民法通则》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相邻纠纷的权利人也必须在两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根据传统民法理论诉讼时效制度一般理解应当适用于请求权，而相邻纠纷中的排除妨碍，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权利不属于一般的请求权，它是基于物权产生出来的排他的权利，一般称之为物上请求权，这种排他性(排除他人非法干涉)是受法律永久保护的，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在相邻关系中，各方都是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各方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都应为他方提供方便从而使已方受到限制，这种方便与限制是同时存在的，与共有关系相伴相生，不可能为这种请求权的行使设定一个期限。若为这类请求权设定诉讼时效期间，往往会使一方权利扩张，而另一方则丧失救济。因此，相邻纠纷的权利人行使权利一般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本案中被告在楼梯间安装铁门影响原告采光和通行，且侵权事实一直在持续，故原告卫某基于不动产相邻权提起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但是在相邻纠纷中要求对方赔偿损失的权利是有时效限制的，这是因为《民法通则》规定，对于侵犯自己的权益造成损失、要求对方赔偿的权利，以及侵害方对应负有赔偿的义务，属于侵权之债，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也就是说，原告卫某已经超过侵权赔偿诉讼时效，无法要求两被告对侵权事实进行必要赔偿。

　　本案中，被告周某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只是综合楼的工程规划，未明确含涉争楼梯间，并无证据佐证行政部门对诉争楼梯间已认可，故法院对被告周某辩称已经行政部门同意的理由不予支持。建筑物的楼梯间属于共有部位，被告周某（开发商）无权将楼梯间单独出售。该楼梯间是原、被告等住户的公共设施，属于原、被告等人的公用部位，被告周某未经原告等人同意擅自将楼梯间出售给被告于某，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属无效买卖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因被告系单独使用楼梯间影响了原告从南墙边通行，并妨碍通风、采光，安装水池渗水影响原告家生活，故原告要求被告周某拆除该楼梯间铁门以及要求被告于某拆除水池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因原、被告之间是由不动产引起的相邻关系，侵权事实一直在持续，故对两被告辩称该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法院不予采信。对被告于某辩称其已取得该楼梯间永久使用权，原告无权要求拆除的理由法院同样不予支持。

　　（作者单位：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与现役革命军人未婚妻非法结婚问题的批复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63〕闽法办研字第2403号关于与现役革命军人未婚妻非法结婚问题的请示已收阅。军人婚约应当受到国家的保护。在处理破坏军人婚约的具体案件时，应根据有关规定的精神，向当事人讲清理由和根据，不能因为保护军人婚约的文件是内部规定，就认为缺乏有力根据，而在犯罪分子面前束手无策。
刘剑梅与军人戴凤意的婚约事先既未解除，又与戴怀滨结婚，这是非法的。在他们结婚前夕，刘的工作单位也曾向戴怀滨说明了刘是军人未婚妻等情，而戴怀滨不顾法律与劝阻，仍与刘结婚，显然是明知故犯。军人告发后，他又坚持错误无理强辩，故可考虑判处有期徒刑两三年，收监执行。至于他们的非法婚姻关系，应在征求军人戴凤意和女方的意见后，再做处理。考虑到他们婚姻关系的既成事实，不要简单地宣布非法婚姻关系无效，以免引起不良后果，如能教育说服军人解除婚约，则可不必宣布非法婚姻关系无效。
今后对破坏军人婚约问题，应注意及时发现，事先制止。以免非法结婚后，难于处理。

附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与现役军人未婚妻非法结婚问题的请示

（63）闽法办研字第2403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晋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来函请示，革命军人未婚妻与人非法结婚时，基层法院拟按破坏革命军人婚姻问题论处，但当事人提出，中央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与解答第一条规定：“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续。……一方自愿取消订婚者，得通知对方取消之。”据此，与革命军人未婚妻结婚，并非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处理这类问题时，虽有若干保护革命军人婚约的内部指示。但是这些指示均未对外公布，群众如提出不知有此规定，并坚持按法制委员会解答办事时，法院决定依法予以制裁，似缺乏有力依据。这类问题，究应如何处理。
我们经研究后认为：中央法制委员会解答第一条是为了保障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强迫婚姻而作出的一般规定，仅适用于一般婚约问题。革命军人婚约问题，是个特殊问题，按照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精神，政务院政治委员会、军委总政治部于1951年6月30日的联合通知，以及62年12月中央政法小组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处理破坏革命军人婚姻案件的指示，革命军人婚约应当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法院应当向当事人指出，革命军人配偶要求离婚，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革命军人未婚妻要求取消婚约，也须得革命军人的同意，如果有些当事人，确是不知法而犯了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理。但无论其情节如何，非法婚姻关系均应宣布无效，并责令双方不得继续同居，如不听劝止者，即为明知故犯，应该严肃认真处理。
此外，可否由最高法院提请中央有关部门，于适当时机，公布保护革命军人婚约问题的政策，以免工作被动。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指示。
1963年7月9日

附二：福建省晋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请示

（63）晋中法刑字第013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我院今年以批捕各县报来破坏现役革命军人婚姻自诉案件，对已婚案件比较明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作为依据，但是对军人未婚妻婚约的案件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童养媳，有的是双方父母主张，也有的是自己同意的，现又没有已公开公布的法律条款为依据，我们感到对此类案件有些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不好答复，如南安县法院报请批捕破坏现役革命军人婚姻一案，军人戴凤意通过双方父母及友人介绍于1961年8月间与被告刘剑梅双方同意订婚，并互送手表、手帕，过后且有通信联系，但是当时刘有些勉强，故于同年12月就将订婚的手表退还军人家庭，于1962年2月再与被告戴怀滨订婚，同年8月结婚（在结婚前夕刘之工作单位党支部书记有向戴怀滨说过刘是军人未婚妻）。现军人戴凤意提出控告，要求处理，被告戴怀滨也提出刘剑梅已将订婚的手表退还已表示与戴凤意解除婚约，且按照中央法制委员会关于婚姻问题若干解答订婚不是结婚必要手续，我与刘通过结婚登记手续是合法的婚姻，我并无违法，如果是违法，那么违反哪一法律条款。我们对此类案件处理的依据虽有中央政法小组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处理破坏军人婚姻的指示精神，和中央法律委员会、军委总政治部于1951年6月30日的联合通知，但均没有对外公布，群众不知道，我们给戴一再教育说上面有指示，他不信，却一直坚持说按婚姻法规定是没有违法，县法院提出戴坚持违法行为，要求逮捕法办，本院对此类的案件是否可以作坚持违法论，是否可以逮捕法办不很明确，希指示。
196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