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民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批转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福建省农村医疗救助办法的通知

闽政〔2009〕23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省民政厅、财政厅、卫生厅、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福建省农村救助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批转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九年十一月五日



　　福建省农村医疗救助办法

　　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　省卫生厅　省残疾人联合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民发〔2003〕158号）和民政部、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意见》（民发〔2009〕81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医疗救助是指政府和社会对因病而无经济能力进行治疗或因支付数额庞大的医疗费用而陷入困境的农村经济困难家庭人员实施专项帮助和经济支持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

　　第三条　农村医疗救助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建立管理科学、标准合理、程序便捷、操作规范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着力解决农村困难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努力实现困难群众“病有所医”的目标。

　　第四条　农村医疗救助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救急、救难、公平、便捷。

　　（二）救助水平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

　　（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政府救助与社会扶助相结合。

　　（四）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相衔接。

　　（五）救助基金专款专用、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第二章　医疗救助对象

　　第五条　农村医疗救助对象为具有当地户籍、符合救助条件的农村居民。第一类救助对象为：

　　（一）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含五保供养对象）。

　　（二）重点优抚对象（含革命“五老”人员，即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老交通员、老苏区干部）。

　　（三）重度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是指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参与社会生活和自理困难的肢体、智力、精神、视力残疾，残疾等级为二级（含二级）以上的人员。

　　第二类救助对象为：

　　（一）低收入家庭重病患者。

　　（二）低收入家庭60周岁以上老年人。

　　农村低收入家庭是指经民政部门认定，家庭年人均收入在当地农村低保标准两倍以内、未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家庭。

　　第三章　医疗救助范围

　　第六条　第一类救助对象享受的医疗救助范围包括：

　　（一）资助参加新农合。对救助对象参加新农合需个人缴纳的费用，给予全额资助。

　　（二）住院救助。对救助对象患病住院治疗（含住院分娩）发生的、属于新农合可报销范围内的医疗费用（含新农合起付线以下的费用），扣除新农合报销金额后，给予一定比例或一定金额的救助。

　　（三）特殊门诊救助。对救助对象患特殊病种及治疗项目发生的、属于新农合可报销范围内的门诊费用（含新农合起付线以下的费用），扣除新农合报销金额后，给予一定比例或一定金额的救助。特殊病种及治疗项目范围参照当地新农合的有关规定确定。

　　（四）日常救助。对五保供养对象和70周岁以上的低保对象等特殊困难人员，县级民政部门每年发给一定金额的门诊救助金。

　　（五）定额救助。对患重大疾病而无力治疗的五保对象、低保对象，县级民政部门根据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医生（须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出具的疾病诊断书，经调查审核后，给予一定金额救助，帮助其及时住院治疗。

　　（六）二次救助。对享受上述医疗救助后，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家庭特别困难的救助对象，各地可根据当年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结存情况再次给予救助。

　　第二类救助对象享受的医疗救助范围包括：

　　（一）参加新农合有困难的，由政府酌情帮助解决。

　　（二）因病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在扣除新农合补偿费用后，个人自付仍有困难的，可向县级民政部门提出救助申请，一年给予一次性定额补助。

　　第七条　下列情形不属于农村医疗救助范围：

　　（一）当地新农合规定的医疗用药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范围以外的费用。

　　（二）因违法犯罪、自杀、自残、打架斗殴、酗酒、吸毒等发生的医疗费用。

　　（三）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等应由他方承担的医疗费用。

　　（四）因器官移植、镶牙、整容、矫形、配镜、保健等发生的费用。

　　（五）未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费用（抢救费用除外）。

　　（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不属于医疗救助范围的情形。

　　第八条　积极开展慈善救助，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医疗救助工作。各级政府鼓励慈善公益组织每年从慈善募集资金中安排一定数额，对医疗费用负担较重、家庭特别困难的救助对象，给予慈善救助。

　　第四章　医疗救助服务

　　第九条　加强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农合有机衔接，实现资源共用、信息共享、结算同步、监管统一。

　　新农合定点医院作为农村医疗救助的定点医疗机构，参照当地新农合规定的用药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为农村医疗救助对象提供医疗服务。

　　农村医疗救助对象持新农合医疗证、身份证、低保证、五保证、优抚证、二代残疾人证等相关证件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定点医疗机构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救助对象名单，按照农村医疗救助的有关规定，为救助对象提供医疗费用“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垫付应由医疗救助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再与新农合经办机构结算，救助对象只需支付自付部分。民政部门向新农合经办机构提供预付资金并定期结算。

　　农村医疗救助不设起付线，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合理设置封顶线。

　　第十条　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工作的民主监督机制，及时将医疗救助对象姓名、救助标准、救助金额等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的社会监督，做到政策公开、资金公开、保障对象公开。

　　第十一条　积极探索医前救助、医中救助等救助方式，并根据救助对象的困难情况和基本医疗需求制定不同的救助标准，实行分类救助，对特殊困难群体给予重点照顾。

　　第十二条　医疗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期间，院方对其住院床位费、护理费给予减收50%的优惠，大型设备检查费、手术项目费用给予减收20%的优惠。

　　第十三条　农村医疗救助对象需转到非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或因急诊、急救到非定点医疗机构治疗时，按当地新农合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定点医疗机构要完善并落实各项诊疗规范和管理制度，保证服务质量，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不得要求医疗救助对象支付按规定应予减免的费用。

　　第五章　医疗救助基金筹集和管理

　　第十五条　各县（市、区）应多渠道筹集农村医疗救助基金。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社会捐赠资金、救助基金利息收入以及其他资金。

　　第十六条　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筹集标准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医疗保障水平等因素适时调整。由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农村医疗救助资金应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具体筹资标准由民政部门商财政部门制定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省级财政根据各县（市、区）财力状况，分档给予补助。财力状况好的地方，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扩大农村医疗救助基金规模。各地自行扩大救助对象范围所需的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由当地政府自行筹集。

　　第十七条　省、各设区市从本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农村医疗救助调剂金，用于临时救助和补助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不足的地区。

　　第十八条　民政部门根据当地农村医疗救助对象人数和救助基金筹资负担标准，编制年度农村医疗救助资金预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安排。

　　第十九条　各县（市、区）财政部门应在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中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基金”专账，并按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有关规定，对救助基金的各项收入和支出实行专账核算、专项管理。县级民政部门应相应设立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专账，用于办理资金的收支业务。

　　第二十条　民政部门根据年度农村医疗救助资金预算和救助资金使用需求，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救助资金使用计划。财政部门对民政部门报送的救助资金使用计划进行审核后，应及时将救助资金拨付至民政部门农村医疗救助资金专账。

　　第二十一条　各地应加强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做到基金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各县（市、区）农村医疗救助基金历年累计结余不得超过当年筹集基金总额的15%。

　　第二十二条　医疗救助基金实行专款专用，不得从中提取管理费或列支其他任何费用。年度医疗救助基金有结余的，应全部结转下年度使用，不得挪作他用或转作本级财政下年度预算。

　　第二十三条　民政、财政、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救助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采取隐瞒、欺诈等手段骗取医疗救助基金的，依法责令退还；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截留、挤占、挪用、贪污等违法违纪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第六章 组织与实施

　　第二十四条　医疗救助实行“政府主导、民政主管、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运行机制。

　　省政府成立“福建省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协调小组”，负责指导和协调全省医疗救助工作。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靠省民政厅，负责协调小组的日常工作。各市（县、区）也应成立相应机构，负责指导和协调本地区医疗救助工作。

　　第二十五条　各级政府应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认真实施，配备必要的人员和工作经费。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制度衔接，为做好医疗救助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第二十六条　民政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和管理医疗救助工作，研究制定医疗救助政策和实施细则，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各项规章制度。

　　第二十七条　财政部门负责医疗救助基金的筹集和拨付，并会同民政等相关部门，加强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　卫生部门负责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督促落实医疗优惠政策；鼓励并引导定点医疗机构优先、合理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和适宜诊疗技术，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做好农村经济困难家庭人员参加新农合的服务管理工作，为救助对象提供医疗费用“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

　　第二十九条　残疾人联合会负责重度残疾人的认定，配合民政部门做好重度残疾人的医疗救助工作。

　　第三十条　审计、监察部门负责对医疗救助资金的审计监督，确保资金安全和合理使用。

　　第三十一条　有关单位、组织和个人应如实提供所需资料，配合做好医疗救助工作的调查核实。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农村医疗救助具体办法由各市（县、区）民政部门会同卫生、财政、残联等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订，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报上级人民政府和省民政厅备案后实施，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救助基金收支情况适时调整。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民政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福建省农村困难家庭医疗救助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制度创新研究
秦德良

[摘 要] 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存在监督法规范可操作性不强、监督力度不大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与地方人大监督理论逻辑自恰性、自足性不足有关。地方人大对地方“一府两院”的环境监督应该进行监督制度创新，包括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强化被监督者的法律责任，加强对环境行政决策和环境行政不作为的监督，探索启动环境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制度。
[关键词] 地方人大 环境监督

随着中国“跨越式”发展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迈进，经济高速发展与环境加速恶化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国策由于各地方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在经济实践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战术而陷入困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律背反使得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很难在二者之间作出均衡发展的价值选择。由此凸现了地方政府的产生者、权力来源者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地方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与作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产生有较大程度上的或然性，然而这种可能性又具有一定可控性。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各国地方政府在环境决策问题上往往容易出现偏差。就我国而言，这主要与急于超常规发展地方经济、显示政绩的地方政府片面追逐粗放式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地方生产力有关。然而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不仅减缓了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妨碍了国民正常的生存利益，因此迫切要求代表地方民意的地方人大从保护地方人民现在与可以预期的将来生存利益出发，有成效地、有所作为地监督地方政府的环境行政立法、环境行政执法、环境行政司法行为和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的环境司法行为以保护地方环境。然而在我国政治现实中，由于历史以及复杂的现实政治原因，地方人大监督存在有名无实的“虚监”、监而无力的“弱监”、疏而有漏的“失监”以及由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原因造成的“不能监”等问题，因此地方人大有成效地监督地方“一府两院”保护环境的实践需要强化、落实已有的合理制度并设计新的制度以完善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制度，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随着环境问题的社会化、政治化与全球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当代国家重要的宪法任务。[1] 作为宪法任务，环境保护首先要建立完善的环境法体系以及监督环境法实施的环境监督法体系。在我国，人大、政府以及司法机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制定的环境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司法解释已经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环境法体系，环境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环境法的实施出现了问题。因此，人大需要对“一府两院”的环境立法、执法、司法行为行使监督权。

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为全面保证国家法律的实施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防止行政、司法机关滥用权力，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实施的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的强制性权力。[2] 就地方人大监督而言，地方人大的监督权是指地方人大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对由它产生的地方“一府两院”行为实施的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的强制性权力。具体就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制度而言，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制度目前主要包括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行政立法、环境行政执法、环境行政司法和对地方法院、检察院的环境司法进行监督，即对地方“一府两院”的环境行为进行检查、调查、督促、纠正、处理。

然而地方人大的监督制度在我国不仅理论上没有能够很好解决而且实践中也存在诸多
问题。地方人大监督制度的尴尬处境也影响了我国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实践。可以说，地方人大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也是地方人大的环境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第一，地方人大监督法律体系刚刚初步形成，监督法规范可操作性不强。

目前人大监督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07-01-01生效）为中心，包括《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1993-09-0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系接受监督的通知》（1998-05-30）以及各省、区人大或者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者规章。这标志着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历经20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监督法》意图使人大监督权行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它实实在在扩大了各地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它要求行使监督权应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它明确了监督政府工作的主要形式；它既监督“两院”又保障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它明确了审议和决定撤职案具体程序；它还明确了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程序。

但是人大监督权是“带刺的玫瑰”，《监督法》作为一部规范人大监督权的基本大法也存在若干不足。首先，在监督主体上，没有规范人大的监督而仅规范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足。其次，就公权力监督机制中的监督对象而言，只监督“一府两院”，不可能监督党委和党委书记。第三，《监督法》在规范监督事项和监督方式方面：就最重要的违宪、违法审查而言，该法既没有确立专门的审查机构，也没有规定明确的受理和审查程序（如受理时效、答复时限、审查结论作出的方式、时限等）。《监督法》没有能在《立法法》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其实际操作性很不够，从而难于取得较理想的监督效果。第四，在监督程序方面，这次的《监督法》也存在一定不足，例如，对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程序，该法的规定就有某些不具体和实际操作性不够的缺陷，对特定问题进行调查的调查程序，该法的规定在保障客观、公正和吸收公众参与、广泛听取公众意见方面，其设计也有不尽完善之处。[3]

笔者认为，虽然《监督法》的出台为人大监督“一府两院”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形势并不乐观。堂堂一部《监督法》居然小化监督主体，居然没有不服从人大监督者的法律责任规定（尤其关键的是其他法律包括刑法都没有不服从人大监督者的法律责任规定），即使就监督的法律程序而言，具体化的东西也不多。以《监督法》（2007-01-01生效）为核心的人大监督法律体系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法律责任规定。原则性规定多，模糊性规定多。对人大监督的具体法律程序缺少明确的、完善的、有实际意义的、可操作的规定，并且对拒不接受人大监督者是否追究、如何追究纪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法律责任往往缺少规定，即使有规定的，弹性度较大，往往缺乏量化的具体的标准,罢免、撤职等刚性监督手段的模糊性更显出了监督法的底气不足。因此，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地方人大监督的实施办法或者条例进行补充（但可能出现与《监督法》等法律冲突的问题，这需要认真研究），《监督法》下的人大在与强势政府的博弈中注定很难有大的作为，《监督法》很可能面临滥权政治遮羞布的命运。

第二，地方人大的监督力度不强，监督工作较薄弱。

地方人大的监督存在“几多”“几少”“几难”，由此导致监督力度不强，监督工作较薄弱。对行政执法监督多，对行政立法、行政司法、“两院”司法监督少；对事监督多，对人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监督少；非强制性监督多，强制性监督少；可监督的内容多，实际监督的内容少；被动监督多，主动监督少；监督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干部多，监督由“一府两院”任命的干部少；述职评议监督走形式多，重实效少；对党委同政府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监督难，基本上无法监督或不敢监督；听取工作报告监督难；质询监督难；个案监督难。

第三，地方人大监督成本过高，监督效率较低。

在我国，由于监督法还没有出台，一个监督案的提起、审议和处置过程没有相应的法律可遵循，又没有监督机构，没有薪水丰厚的职业政治家，于是就依靠委员会、调研组反复多次的会议来解决，而案件往往在机构和人员之间轮回，提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罚的现象较为普遍，最后或是将议案束之高阁，或是根据领导个人意见下论断。这些会议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较多，由于监督不力还可能给行政、司法和社会领域带来间接损失以及影响国民对人大的最高权力机构权威的评价，由此造成监督直接、间接成本高而效率低。[4]

产生地方人大监督问题有下列原因：

第一，人大监督理论逻辑自恰性、自足性不足，难以为人大监督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本着“多数决民主原则”设立的地方人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是地方公民“公意”的体现，是地方公民行使自身民主权利的参政、议政、监政的代议机构，由其产生地方“一府两院”，具有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两种公法人格，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体现人民主权与国家治理权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决定的。

这里有三个理论问题至今没有很好解决：一是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领导与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地方人大虽然是宪法规定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但无权监督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宪法规定的领导地方国家机器的公权力行使的最高主体），相反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的领导，二者关系如何处理？地方政治运作现实中，地方政府行政长官要服从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书记的领导，监督地方政府行政长官是否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书记的监督？二是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两种公法人格的关系。地方人大作为一种公权力机关，是法定的地方立法机构，同时又是法定的但没有实际执行力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两种公法人格可以并存吗？如何并存？三是地方政府权力与地方人大权力的关系。从宪法规定来看，地方政府由地方人大产生，但现实情况不完全如此。权力尤其是约束不力的公权力本质就在于它是要无限膨胀的，地方政府的实际权力、权威远远大于地方人大。地方政府行政长官一般是“一仆三主”即主要由地方党委决定、然后地方政府服从决定、最后由地方人大基本上是象征性地任命。政府官员的权力主要不是来自地方人大，并且地方人大也要受地方党委的领导，因此地方人大如何监督地方政府？国外的“三权分离与制衡”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我国通说是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征归结为英国式的“议行合一”（人大相当于议会，国务院相当于内阁）。[5] 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英国式的“议行合一”是建立在“三权分离与制衡”基础上的；而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而提出的“议行合一”是议会与行政机构完全合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我认为我国既不是三权分离，也不是议行合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具有独特性。具体在我国，宪法同时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法律地位和人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还规定了“一府两院”由人大产生，其权力从属于人大。宪法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原则性、宣示性规定，但我国理论界至今没有从理论上很好解决上面三个问题。结果，在现实中，好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一府两院”、人大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国家的四个分工合作的法律地位平等的职能部门，人大的法律权威地位在现实政治实践中没有很好贯彻。

第二，地方人大缺少专门的监督机构和职业政治家。

根据宪法以及地方人大组织法规定，地方人大职权主要有立法权（省区市、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宪法所设定的这些职权充分体现了地方人大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的法律权威地位。然而地方人大的宪法职权主要是通过其以集体行权方式实施的监督权来实现的，地方立法权、选举罢免权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监督权。具体来看，地方人大监督权主要有：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专题报告权；审查、批准计划和预算、决算权；质询、询问、建议权；任免、撤职权；对“一府两院”工作的视察权；特定问题调查权；个案监督权；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审查权；特定问题听政权；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监督权；组织执法检查和评议权等。地方人大的上述监督权有的来自于地方法规的规定或者地方人大近年的监督实践。这些监督权的行使极大地提高了地方人大在中国地方政治活动中的影响力，然而地方人大监督依然不如人意。因为地方人大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一般都是临时组织一个调查组，成员往往又不是专职的，经济补助又少，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现代社会是知识社会，专家治理的社会，政治行为需要有职业政治家的积极参与，才能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才能有活力、有效率，才能引进竞争机制。而地方人大监督成员的兼职或者业余身份难以发挥其应该发挥的监督政治职能。我国政治实践虽然会滋生政客，但目前似乎缺乏滋生真正的职业政治家的土壤，培育这样的土壤将是长期的历史的任务。

第三，地方人大的权威法律地位没有真正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