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事件”之法学家上书
——法学家在法制发展中的作用

陈朝晖*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中文摘要：
法学家阶层的产生和壮大，是一个社会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的外在表征和必然结果。回顾法学家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历史境遇，除作为上述命题的明证之外，尤能令我辈油然而生“达则兼济天下”之豪情。当代法学家，应当不断突破物欲的羁绊，以其独立精神和理性正义推动法治国进程，同时实现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价值。“上书”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和法制方面都有积极意义，“孙志刚”案件中的法学家上书，为树立法治观念和开拓权利文化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是法学家阶层在当代社会舞台上之经典演绎。
关键词：法学家　上书　法治国　权利文化

The jurisconsults’ Submission Caused by the Case of Zhigang-Sun
——The Actions of Jurisconsul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w

Zhaohui-Chen
(School of law, Zhejiang Wanli College, Ningbo 315100)
Abstract:
The naissance and growth of jurisconsults’ stratum, is an external token and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flourishing politics and the prosperous economic of a society. Reviewing jurist’s different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in China and the west, besides regarding as the clear proof of above-mentioned propositions, we rise of itself the lofty sentiments of“to be success and hold concurrently to help the world”. Contemporary jurists, should break through fetters of material desires constant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rule by law with independent spirit and rational justice, and realize themselves as the self-value of a social stratum at the same time. “ Submission” was significant in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at all times and in all lands. This time,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s, the jurisconsults have played a leading and exemplary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a of rule by law and the right culture. It is their classical performance o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age.
Key words: jurisconsult; Submission; rule by law; right culture

如果这是个缤纷的年代，鲜红的血色不知会不会构成不和谐的一抹。一个最最平凡的生命，偶然间注定要成为中国法治化一个里程的表征：因为伴随这个年轻生命陨落的，是饱受争议却实施二十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诞生。
2003年3月17日晚，武汉青年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广州警方查出。在收容期间，救治站护工指使8名被收治人员对之两度轮番殴打致孙志刚死亡。后来法医鉴定，孙志刚系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资料来源于互联网“TOM新闻”《孙志刚被伤害致死案：18名罪犯被判刑(附职位)》)因为一张暂住证，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愿他的灵魂得以安息，如果天堂不需要暂住证。
个案的凶手，当然难逃法律的追究。而制度本身，却也难脱其咎，甚至可以说是罪魁祸首。如果设身处地的分析，有些凶手甚至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也是制度的牺牲品（几名毒打孙志刚的被收容人员，都是曾经受过他人痛打的。救治站每个新来者都要挨打，这似乎已成惯例，名曰“过仓规”，据本文作者所了解，这种“规矩”在类似的封闭性环境比如监狱、看守所和军队都是普遍存在的），而制度缺陷是不可原谅的。
基于此种考虑，三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对收容制度提起违宪审查。5月14日，一份题目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传真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8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第90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认为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至今仍在适用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
建议人在落款处签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俞江，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腾彪，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
和一般的公民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制定、修改法律的建议不同，这份公民建议书非同寻常之处在于，是公民依照《立法法》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有关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创举。可以说，这份薄薄的公民建议书，以民间形式启动了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违宪审查权的程序，罕有先例。（资料来源于互联网“TOM新闻”《专家上书建议审查〈收容遣送办法〉》)
5月19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中评网和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联合在京召开"收容制度合宪性问题"讨论会。茅于轼，盛洪，贺卫方，马怀德，焦宏昌，萧瀚，何兵等学者分别发表看法。
5月21日，知名学者江平，秦晖，何光沪，沈岿等八位学者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研讨，发表意见。
5月23日，法学家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联合盛洪（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学研究人员)、何海波(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师)四位学者再次上书，提请对收容遣送制度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这就是广为传播的所谓“法学家上书”。
　　根据《宪法》第41条确认的公民建议权，他们特请全国人大考虑依照宪法授权，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遇害一案的经过、当前和未来的调查处理情况以及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独立、公正和权威的调查。
　　因为我国宪法第71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他们在建议书中指出，因为此事的重大性，特定调查委员会的组织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孙志刚案和类似事例的连续发生，恐怕已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恃强凌弱的个人。反省现行制度中可能存在的纵容行凶的漏洞，也并非不是当务之急。孙志刚案曝光以来，连带着对类似事例的关切，民众对当前的收容遣送制度，产生了不少的质疑……公众希望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调查报告。”
　　在特别调查程序的运作方面，贺卫方等学者指出：调查委员会主要对下列两个重大事项进行调查和研究：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详细过程和结论；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可能的制度改革。其中，听证方式不妨发挥作用。
专家们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可能的改革方案，适时地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以及专家的意见。对有关国家机关调查处理孙志刚案的情况，可以在发现疑点时召开听证会，进行必要的询问和质询。调查结束以后，调查委员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调查结果，并向人民群众公开。（资料来源于互联网“TOM新闻”《由大学生孙志刚丧命案看收容：为何屡屡酿悲剧》）

目前, 孙志刚案件的一审已经结束，12名案犯已分别被判刑，20名公安系统、卫生系统、民政系统的相关人员也受到相应的惩处。表面看，此案已经告一段落，对于由此引发的对收容遣送制度这一惨绝人寰的恶法之抨击，也唤起了政界的关注，并催化出积极的反应。6月20日，国务院发布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提出全新的自愿救助原则，取消了强制手段,违宪审查也自然终止。对此，也许已无多着笔墨的必要。然而对于“法学家”上书这一段情节，媒体虽争相报道，然多围绕对收容制度之批判这一主题而展开，并未对事件本身有更多关注。也许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对恶法的口诛笔伐是当务之急；然而事过境迁之后，对相关事件的冷静思考，也有充分的必要。本文即从法学家上书这一事件，探讨法学家在法制发展中的作用这一话题。
中国的古代，没有法学家这一社会阶层。甚至可以说没有出现过一位职业法学家。虽然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时期，法家是其中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四大门派”之一，其法律思想为秦国采用为治国方略并为有秦一朝所贯彻始终（实际上秦朝存续期间也极为短暂：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但法家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他们对政治活动的热衷远胜于研究法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甚至对后者漠不关心。他们也是思想者，但他们的法律思想，完全是为政治活动服务的。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法家提出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认为法家的“法治”理论要比亚里士多德学说更为系统，也比五百多年以后以盖尤斯为首的罗马五大法学家的法律观更为深入（祁建平．《走向健全的法治》．载《人大研究》2001年第6期）。这是对法家思想的一大误解。实际上，法家的“垂法而治”、“以法治国”（“法治”的本意不是“以法”，一字之差，方向大缪。参见：吴春香、陈朝晖．《论企业管理之法治化》[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60．）中的法，主要指刑和罚，都是强调君主要用刑罚来治国，是一种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法家将君主置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将法作为最高权威。法家的所谓“刑无等级”，针对的是位高爵显的大臣，与自然法学派之“平等”思想截然不同。而法家的“以刑去刑”学说更是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如果说法家还将法视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那么随后的两千年中国史上，这个“重要”二字亦可省略了。经历了西汉短暂的“黄老治国”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一直延续到近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阶层，秉承“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信条，将掌握和诠释儒家经典作为对知识的唯一渴求，而法学（当时所谓“律学”或“刑名之学”）是一个没有多大吸引力的领域，更非可以引以为荣的精深雅致的学问，其地位尤在琴棋书画之下。这样的一个社会存在是不可能出现法学家的，更莫论法学家阶层。纵观任何一部中国法律思想史著作，在沈家本、伍廷芳之前，没有出现一位法学家的大名，乃至不得不借助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论述充实这一学科的内容。

在西方，则是另外一种光景：在古代罗马，经历了初始阶段的法藏于官、民不读律之后，法学逐渐成为一门人们普遍感兴趣的学问。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自柯伦康尔斯始，习法之士日渐增多，研法之风日趋浓厚，一个专门以解答法律为荣誉职业的法学家派别随之崛起。耶林指出：“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灭亡，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罗马法的发达，法学家功不可没。皇帝依靠法学家的帮助，制定了大量的私法，关键是，与中国统治者“以德配天”的理念和实践不同，罗马皇帝是依靠法学家为自己的权力找到合法的依据。因此，罗马统治者也给与法学家超乎寻常的恩典和荣耀：在奥古斯都时代（Augustus，公元前31——公元前14年），授予若干法学家公开解答法律的特权，他们的意见一致时，便发生法律效力；纵使互有分歧，皇帝也责令裁判官尊重他们的意见参酌判案。公元426年，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和瓦勒提尼亚努斯三世颁布了《引证法》，重新调整法学家解答法律的特权。规定：五大法学家的著作具有法律效力；各家观点不同时，取决于多数；数同则以伯比尼安的观点为准。这表明法学家在当时受到无比的青睐，罗马法与法学家结下了不解之缘。（李进一．《罗马法学家与罗马法》[J]．《暨南学报》．1997（2）80．）他们编写了主要的罗马法，其中包括《钦定法学阶梯》、《学说汇编》、《查士丁尼法典》和《查士丁尼新律》。这些著作中世纪时期统称为《国法大全》（又译《民法大全》或《罗马法大全》），可称辉耀古今的法学名作，其对后世法学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认为“法学家……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333．）是以革命家的视角评价法学家的作为，难脱偏颇之嫌。
优帝一世（也译：查士丁尼，作者注）编纂法律的目的，在于复兴罗马法，以挽救奴隶社会的衰落局面。然而他并未如愿以偿。他去世以后，东罗马帝国战乱不已，基督教盛行，罗马法更趋衰落，寺院法的势力压倒了罗马法；加上封建割据，出现了行会制，阻止了法律的统一和施行。所以在优帝以后，罗马法失去了旧时的光彩，（周??．《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一版，第80页．）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法律制度，随着帝国的衰落而日趋势微；作为一种法学思想或理念，也因此而沉寂了几个世纪。
然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罗马法是不甘沉寂的。欧洲的法律研究于十字军东征时期复兴。十字军东征所代表的，乃是与军事胜利无大关系的经济机会。然而，这种以东方贸易增长为代表的机会，若无法律和制度的体制保障就难以利用。必须有这类体制才可容许共同集资投入大规模海上和陆上事业，保证已筹集必要资本的商人能有受到保护的市场，并为如何将来自东方的货物交换成来自西方的货物作出规定。经济基础对法律上层建筑提出的这一要求，客观上需要法学研究的智力支持。充分体现商品经济特色的罗马法“老干发新枝”也就成为大势所趋。
罗马法复兴(Recovery of Roman Law)运动通常从1088年意大利法学家伊尔内留斯创办波隆那大学（也译作波伦亚）法学院起算，该大学成为罗马法复兴的发源地。1136年德意志皇帝罗退尔二世在南意大利战争中发现了《学说汇编》的原稿，而且是查士丁尼本人使用过的抄本。这引起了意大利研究罗马法的兴趣，掀起了“复兴”罗马法的热潮，促使已经发展成熟了的法律改革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欧洲各国大学纷纷开设罗马法课程，学生毕业后从事法律职业，就把他们从大学里辛勤学来的罗马法运用于实践，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社会力量，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法学家等级”。随着法学家等级的形成、壮大，到15、16世纪，一场以法律罗马化为标志的法律统一运动席卷了欧洲大陆。法学家们满怀激情的投身于罗马法的研究、注释和传播，进而投身于法典的编撰，推动了法律的改革和进步。（王卫国．《论法学家的人格》[J]．《民主与法制》．1998（1）34．）西方社会是盛产法学家的社会，这不是吹嘘，而是历史和现实。
步入工业革命时代，经济基础对法律上层建筑提出更高的要求——从传统的农业社会法向近现代工业社会法转轨，即实现法律的现代化。这个科学理性大张的历程，离不开法学家的创造性劳动。法学家乃法律现代化之大脑，没有法学家的参与，法律的科学化理性化运动只能是自发的、低水准的，而法律的现代化这样自觉的、高水平的科学化、理性化的运动则无以萌生。正是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为在理性基础上建立现代法律打下了基石；理性法学、规范法学等法学流派为法律的形式和价值科学化、合理化提供了分析工具和原则；即使在伊斯兰法系，法律学者也被公认为是“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设计师”。（周永坤．《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J]．《法律科学》．1994（4）3-4．）
在现当代，法学家的在社会舞台上依然饰演着重要的角色。上世纪70年代，法国便将修改民法典的重任委托给著名法学家让•卡邦尼亚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其思路最初来源于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的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教授《改革关贸总协定制度》的研究论文（王贵国．《世界贸易组织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8页．）。

而在中国，则是到了近现代，随着封建统治和礼教日趋势微，加之内忧外患催生的变革之风，方才涌现出沈家本、伍廷芳等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之可谓乱世出英雄者也。他们主持的修律运动在当时达到了比较高的立法水平，但随着清廷的覆灭，他们在立法上取得的成就也自然被历史的洪流吞噬大半。伍廷芳后来追随国父在国民政府任职，但是在那个烽烟四起的战乱年代，仍然难以贯彻他的法制思想。国父孙中山先生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的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堪称中国法治思想的巅峰；一部几被遗忘的《民权初步》，今天看来乃是开创权利文化的经典之作。只是革命家耀眼的光环，多少遮掩了先生作为法学家的成就。先生经过多年执著的追求和艰苦的努力，也终于为实现其治国方略和宪政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国父北上之时，南方国民政府根基已稳，北方的张作霖、冯玉祥亦表拥戴，一个全国统一、人民富足的场景似乎指日可待。只可惜天不假年，我们的民族也不得不承受更多的苦难。
虽然毕生理想付诸东流，但毕竟还能思想，还能著述，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相比之下，更多的法学家甚至连思想的权利都没有。建国以后一句“打倒旧法统”，就消灭了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法学家的学术生命。如今我国的英美法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因为50年的断层是无法弥补的。当年的法学家有几位至今还健在，但他们已经是百岁左右的老人了。他们中有人仍在孤寂与落寞中重拾生命的余辉，然而更多的是麻木的笑看生命的流逝。
即使成长在红旗下的法学家，仍然无奈的在政治的洪流下重复着老一辈法学家的多舛命运。本文作者所识的罗俊明教授，当年北京大学张友渔先生的研究生，将20余年的青春岁月奉献给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事业，1987年才从事法学高等教育；赵子寅教授，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担任十余年中学语文教师，之后才进入高等学府讲授法学；王友金研究员，北京政法学院首届毕业生，出于对法学的执著和热忱而于1961年远走香港……这是个体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哀！因为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社会形态、组织架构、文化心理仍然是具有很强封建色彩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而言，管理者不希望将自己的权力置于法律的监控和规范之下；从经济运行方面出发，计划经济体制不需要法律的调节和保障。因此在当时的大气候之下，法律存在的空间十分狭小。在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荒唐岁月中，法学家的命运自难免踯躅于强权恶手之下。
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


政字〔2007〕9号

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邢台市再生育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大曹庄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邢台市再生育审批管理办法》已经第50次市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二月九日 　



邢台市再生育审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维护公民合法的生育权益，规范再生育审批管理工作，保障生育审批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和《河北省再生育审批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双方或者女方常住户口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夫妻，包括嫁到我市未转来户口的农村育龄妇女。
第三条　再生育审批实行分级负责制度，由市人口计生委、县级人口计生局和乡级计生办分级负责。各级应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认真审核、如实上报。
第四条　再生育实行集体审定制度，市人口计生委、县级人口计生局分别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政法领导任副组长，政法、科技、发展规划、纪检、监察机关负责人参加的生育资格审批小组。
第五条　再生育审批情况实行公示、公开制度。再生育申请人双方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乡级计生办、县级人口计生局、市人口计生委在报送上一级部门（机构）审查、审批前对申请人的婚育状况和申请理由张榜公布。审批后，经市人口计生委、县级人口计生局批准的再生育人员名单及理由在各级政务公开栏中定期公开；同时，经市人口计生委批准的再生育人员名单及理由再以市人口计生委的名义到申请人双方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公示。
第六条　各级生育审批机关应实行再生育审批工作责任追究制，对审批工作中弄虚作假、以权谋私、失职渎职或故意拖延审批、刁难申请人的，严格依法依纪实施责任追究。
　　第七条　符合《条例》规定申请再生育的夫妻，应当填写《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一份，需经市人口计生委审批的，应填写《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报所在单位。
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或者第（四）项规定申请再生育的，应同时填写《河北省独生子女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或《河北省伤残成人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一份。
第八条　双方所在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应对申请人的婚育状况和申请理由进行认真审查，张榜公布十日，经确认无异议后在《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及《河北省独生子女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或《河北省伤残成人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内签署意见，主要负责人签字（村、居民委员会由计生办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由女方所在单位报女方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级计生办审查；申请再生育的夫妻双方均为农村居民的，由男方所在村委会报男方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级计生办审查。
第九条　报乡级计生办审查时，除报送《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及《河北省独生子女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或《河北省伤残成人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外，还应当提交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户籍登记卡、《结婚证》（《夫妻关系证明书》）、已生育（包括收养）子女户籍登记卡、生育子女的证件或证明、子女是违反政策生育的提交《河北省政策外生育结论证》及缴费票据、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张榜公布证明且证明要有主要负责人签字（村、居民委员会有计生办主任签字）。并应根据不同申请理由，分别提交以下证件或证明材料。
（一）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应提交独生子女病残有关病史资料或医学证明。
（二）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的，应提交县级民政部门依法发给的《收养登记证》或收养协议、收养公证书。提交乡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出具的女方现已怀孕的证明。提交乡级计生办或县级人口计生局向民政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情况证明。
（三）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应提交双方所在单位经调查后出具的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证明，证明要有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申请人如果是被收养的独养子女，则须有收养的原始证明）。提交申请人父母所在单位出具的子女状况证明。
（四）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属于“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的”，应提交残疾者所在部队或民政部门发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属于“其他非遗传性残疾者”，应提交《河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伤残抚恤证》或成人伤残有关病史资料。
（五）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五）项规定，是农村居民或城镇无业居民的，应提交所在村、居民委员会经调查后出具的夫妻双方所属民族的证明，证明要有计生办主任签字；是国家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应提交夫妇双方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夫妇双方所属民族的证明、履历表复印件，证明要有主管人事负责人签字，履历表要有“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字样和查档人、档案保管人、档案保管机关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保管机关公章。
（六）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六）项规定的，应提交市级侨务行政部门出具的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在本省定居的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及其婚育状况的证明。
（七）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八）项规定的，应提交所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夫妻双方或女方为农村居民且具有农村居民户口连续十年以上、依法应当享有农村责任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当享有农村集体收益分配权。
（八）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九）项规定的，应提交女方父母户口本和所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夫妻双方及女方父母均为农村居民、且男方落户女方家庭并对女方长辈承担赡养义务的证明。
（九）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十）项规定的，应提交矿工所在的经依法批准的采矿单位或其管理机关劳动工资部门出具的连续从事井下作业时间及继续从事井下作业情况的证明。证明由井、科、矿逐级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十）符合《条例》第十九第（十一）项规定的，应提交所在村民委员会出具的夫妻双方或女方为农村居民具有农村居民户口连续十年以上、依法应当享有农村责任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当享有农村集体收益分配权。
（十一）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十二）项规定，原属离婚的，需有与原配偶的离婚判决书（调解书）或离婚证和协议书。属丧偶的，须有丧偶时所在单位出具的有关婚育状况证明；死亡人所在单位出具的死亡证明。
（十二）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十三）项规定的，按《河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属于其他特殊情况生育审批的有关规定》执行。
按规定提交的证件或证明，一般应为原件，并同时提交其复印件。不能提交原件的，由原件保存或持有单位在复印件上注明“此件与原件核对无异”字样，并加盖公章。
第十条　乡级计生办收到再生育申请及有关证件或证明材料后，应当在十五日内由政法员初审、乡级计生办集体进行审查，经审查情况属实、符合《条例》规定的，应将审查意见填入《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及《河北省独生子女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或《河北省伤残成人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计生办主任签字，并加盖生育审批专用章，随有关审批材料一并报县级人口计生局审批。
第十一条　县级人口计生局收到乡级计生办报送的再生育审批材料后，由政法股进行审查，提交本级生育资格审批小组审定，在一个月内分别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依法应由县级人口计生局批准的，将审批意见填入《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局长签字，加盖生育审批专用章，并签发《第二个子女生育证》，制作《再生育子女批复》，一同下达乡级计生办。
（二）属于《条例》第十九条第（一）、（四）项规定条件，依法应由县级人口计生局批准的，由县级人口计生局科技股将初审意见填入《河北省独生子女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或《河北省伤残成人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呈报市人口计生委科技科组织鉴定，鉴定后，市科技科将鉴定结果下达县级人口计生局，经县级生育资格审批小组审定后，将审批意见填入《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局长签字，加盖生育审批专用章，并由县级人口计生局政法股签发《第二个子女生育证》，制作《再生育子女批复》，一同下达乡级计生办。
（三）依法应由市人口计生委批准的，应将审查意见填入《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及《河北省独生子女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或《河北省伤残成人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随其他审批材料一并呈报市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科，待市人口计生委批准并下达《再生育子女批复》后，再签发《第二个子女生育证》，制作《再生育子女分解批复》一同下达乡级计生办。
报市人口计生委审批的，一律有乡级计生办或县级人口计生局出具的调查报告，说明申请人的出生年月、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情况及申请再生育理由，除至少两名调查人签字外，县级人口计生局主管局长在此报告上签字，并加盖公章。
第十二条　市人口计生委收到县级人口计生局报送的再生育审批材料后，由政策法规科进行初审、复审，并交主管主任审查后，再提交本级生育资格审批小组审定，在三个月内分别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将审批意见填入《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主任签字，加盖生育审批专用章，并制作《再生育子女批复》，下达县级人口计生局。
（二）属于《条例》第十九条第（一）、（四）项规定条件的，由市人口计生委科技科组织鉴定，将鉴定意见填入《河北省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或《河北省伤残成人医学鉴定申请、审查、鉴定表》，并将鉴定名单通知市人口计生委政法科，经市级生育资格审批小组审定后，将审批意见填入《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主任签字，加盖生育审批专用章，并由市人口计生委政法科制作《再生育子女批复》，下达县级人口计生局。
第十三条　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乡级计生办、县级人口计生局和市人口计生委应当制作《再生育审批事项通知书》，书面告知申请人：
（一）认为申请材料不全或需要更换申请材料的；
（二）认为申请人不符合《条例》规定再生育条件，决定不予批准再生育或不予呈报县级人口计生局、市人口计生委或省人口计生委审批的。
属于前款第（一）项所列情况的，应告知申请人限期补充或更换材料的全部具体内容。
县级人口计生局、市人口计生委制作的《再生育审批事项通知书》，转由乡级计生办送达申请人。
乡级计生办收到县级人口计生局签发的《第二个子女生育证》和县级人口计生局、市人口计生委制作的《再生育审批事项通知书》，应在十日内送达申请人。
第十四条　《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审批期限，不包括以下时间：
（一）按规定组织病残儿、成人伤残鉴定的时间；
（二）报送上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时间；
（三）审批机关限定申请人提交补充或更换审批材料的时间。
《再生育审批事项通知书》送达后，申请人超过告知期限提交补充或更换审批材料的，审批期限重新计算。
第十五条　申请人对不予报送审批、不予批准再生育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做出该决定的机关或其上级机关重新审查。做出该决定的机关或其上级机关应当认真复查；经复查维持原审批决定的，应当耐心向当事人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第二个子女生育证》由省人口计生委统一组织印制，封面分绿色、蓝色两种。
绿色封面的适用于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八）项、第（十一）项规定的夫妻；蓝色封面的适用于符合《条例》第十九条第（八）项、第（十一）项以外其他项规定的夫妻。
第十七条　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县级人口计生局应将本县（市、区）下年度《第二个子女生育证》所需印制数量报市人口计生委。
第十八条　《第二个子女生育证》的签发，应当同时符合以下规定：
（一）再生育妇女年龄不得早于二十五周岁零三个月；
（二）第一个子女年龄不得早于三周岁零三个月。
再生育妇女年龄在二十八周岁以上的，生育间隔可以不受时间限制。
第十九条　生育审批机关签发《第二个子女生育证》时，应当使用钢笔、毛笔或者打印；印章一律使用“×××××生育审批专用章”，并加盖在夫妻合照上；审批机关负责人和政策法规员印章，应当使用行体字。
第二十条　《第二个子女生育证》由持证人保存备查。当年持证未生育的，应在下年一月底前办理延签手续。
延签《第二个子女生育证》，按育龄夫妇管理权限由县级人口计生局或乡级计生办办理，并填写《上年度持证未生育夫妻名单》。
第二十一条　领取《第二个子女生育证》后，因婚姻状况变化、户口变更等原因不再符合《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且持证人尚未怀孕的，自不符合《条例》规定之日起《第二个子女生育证》无效，并应由县级人口计生局收回作废。
持《第二个子女生育证》生育子女死亡的，凭子女死亡证明并经原发证机关认定，可以重新发给《第二个子女生育证》，原《第二个子女生育证》予以收回。
持《第二个子女生育证》户口迁移后仍符合《条例》再生育规定的，自迁入之日起六十日内由户口迁入地县级人口计生局审验登记。逾期不办理的，所持《第二个子女生育证》无效。
持《第二个子女生育证》户口迁入本省的外省人员，已怀孕的由户口迁入地县级人口计生局审验登记，未怀孕的所持《第二个子女生育证》无效，重新进行再生育审批。
第二十二条　市人口计生委、县级人口计生局和乡级计生办应分年度或按审批时间建立和保管再生育审批档案、资料。
（一）乡级计生办主要保存以下资料：
1、县级人口计生局下达乡级计生办的《再生育子女批复》和《再生育子女分解批复》。
2、《上年度持证未生育夫妻名单》。
（二）县级人口计生局主要保存以下资料：
1、依法由县级人口计生局批准的《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及有关证件的复印件和证明材料；
2、县级人口计生局签发的《第二个子女生育证》存根；
3、县级人口计生局下达乡级计生办的《再生育子女批复》和《再生育子女分解批复》；
4、市人口计生委下达县级人口计生局的《再生育子女批复》；
5、省人口计生委下达县级人口计生局的《特殊情况照顾生育批复》；
6、经本级生育资格审批小组审定通过的病残鉴定名单；
7、《上年度持证未生育夫妻名单》。
（三）市人口计生委应主要保存以下资料：
1、依法由市人口计生委批准的《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及有关证件的复印件和证明材料；
2、市人口计生委下达县级人口计生局的《再生育子女批复》；
3、省人口计生委下达市人口计生委的《特殊情况照顾生育批复》；
4、经本级生育资格审批小组审定通过的病残鉴定名单。
第二十三条　再生育审批档案的书写、装订、保管及其他事项，按照档案管理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属市级备案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人口计生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印发的《邢台市生育审批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附：1、再生育子女申请审批表
2、再生育子女批复
3、再生育子女分解批复
4、再生育审批事项通知书
5、上年度持证未生育夫妻名单
6、生育审批专用章及个人章规格